今日那爛陀寺

　　今日那爛陀寺

　　上世紀50年代，周恩來總理和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共同倡導：在比哈爾邦那爛陀寺遺址附近共同修建玄奘大師紀念堂。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撥款進行建造，但后來由于種種原因紀念堂一直沒有完工。終于在2006年，中印兩國共同啟動了玄奘紀念堂完善工程，這一項擱置了五十年的合作再一次被推動起來。

　　當時，印度政府對此項目作出了積極回應，專門成立了以那爛陀大學校長潘特博士為首的印度那爛陀玄奘紀念堂發(fā)展委員會，并撥出了三千萬盧比�？�，進行玄奘紀念堂大殿內部裝修。

　　歷史上那爛陀寺作為世界上最高佛教學府和佛教學術中心，曾吸引過全世界上萬名學生前去研習佛法。前總理尼赫魯對那爛陀有過高度的評價：“那爛陀的學術地位，在全印度受到尊重。到過那爛陀，就是有文化的標志。而進入這所大學是不容易的，入學資格僅限于那些達到一定水平的人們。它專注于高深的研究工作，中國、日本，甚至據說朝鮮、蒙古和布哈拉都有學生被吸引到這里來求學。除了宗教和哲學科目外，非宗教性的和實用的科目亦予傳授。大學內有一個藝術學院、一個建筑系、一個醫(yī)學院、一個農業(yè)系，還有牛奶場和家畜場。大學里的文化生活據說就是些生動的辯論和討論。印度文化的傳布到國外，大部分就是那爛陀大學里出來的學者們所做的事業(yè)。”

　　這與中國的情況差別很大。在中國，佛學院和普通大學在學術和教育上幾乎沒有交集。如今，印度政府希望直接恢復當年的那爛陀大學的格局。玄奘紀念堂及周圍47.5公頃土地都是用來發(fā)展那爛陀大學校區(qū)的，希望建成以玄奘紀念堂為核心的“新那爛陀大學文化村”。政府給新那爛陀大學以巨大的發(fā)展空間，其規(guī)模甚至超過古代。也許漢地佛學與其他學科在教育上的隔閡，未來能夠在新那爛陀大學被打通、融合，這正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理想未來。

　　現(xiàn)在已經建成并辦學的那爛陀大學恢復了以南傳佛教僧團為主的大學，有近兩百名僧人在其中教授和學習佛法。潘特博士是現(xiàn)任校長，心中有著發(fā)展世界性綜合大學的計劃。他氣質儒雅，待人熱情，辦事果斷，得到了玄奘紀念堂中國工作人員的一致認可。

　　據《聯(lián)合早報》報道，新加坡外長楊榮文接受專訪時表示：印度和東亞的“重逢”將是本世紀的重頭戲。在接下來的數(shù)十年里，印度和中國的崛起將為亞洲歷史開創(chuàng)新篇章，而佛教古跡那爛陀寺將是讓兩大文明再續(xù)前緣的重要橋梁，是作為南亞和東亞的21世紀聯(lián)系中心的理想地點。他建議，國際社群可以攜手在那爛陀遺址上建設一座新圖書館，效法埃及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以恢復昔日的輝煌。在那里也可以設立大學，大學周邊設立聯(lián)合研究中心，專研佛教、印度教、跨宗教對話、南亞與東亞的科學及數(shù)學，交流歷史以及跨文化交流等課題——那爛陀正日益成為亞洲佛教和文化的一個焦點。

　　2006年11月的《印度斯坦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擁抱那爛陀紀念堂》的文章。文中提到：“玄奘大師的足跡踏上了古代那爛陀大學的1400年后，這位高僧的精神正在這片土地上復蘇。”曾經在1957年，中國政府轉交給尼赫魯總理的玄奘大師舍利也由巴特拉博物館轉移到大師紀念堂供養(yǎng)。印度媒體說：“從深層次看，無論那爛陀這一空間的地點，還是玄奘這一時間上的歷史人物，在科技高度發(fā)達，人群日益聯(lián)系緊密的今天，他們所發(fā)揮的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根本還是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返本和開新。”原文化部長孫家正說：“文化，因為差異才需要交流、溝通；文化，也因為有其統(tǒng)一性才決定了它是可以溝通的。”季羨林先生說：“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必須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進步。文化一旦產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沒有文化交流，就沒有文化發(fā)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無論誰都擋不住……魯迅先生稱‘舍身求法’的人為中國的脊梁。玄奘西行求法表現(xiàn)出中國文化中那種堅毅不拔的精神和面對世界的眼光。玄奘作為中華民族的脊梁為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1300多年前，玄奘大師抱著“寧往西天一步死，不向東土半步生”的精神，歷盡艱辛，西行到印度求法。途徑西域各國，周游五印，遍學大小乘經律論三藏，于唐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春，終于攜657部佛經回到長安。此行行程五萬里，歷時十九年。在印度學成，決意歸國的時候，不少君王、顯宦表達了迫切挽留的誠意，大師都一一婉拒。據傳，玄奘大師西行之前，曾面見唐太宗，太宗以故鄉(xiāng)黃土一捧相贈。十余年間，大師經常凝望從懷中取出的故鄉(xiāng)土，也正是太宗皇帝的這一捧黃土，使大師最終放棄一切，回到故鄉(xiāng)。大師進城的當天，長安人民空巷來迎，舉國歡騰，卻不見大師的蹤影。玄奘大師一人坐在僻靜處，不去參與任何的慶�；顒�。

　　大師歸國以后，曾將包括《道德經》在內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典籍翻譯成梵文，尤其是堅持世間文化與佛教的差異化格局。應唐太宗之請，大師撰述了《大唐西域記》。19世紀英國駐印度官員亞歷山大·康寧漢姆根據《大唐西域記》和法顯大師的《佛國記》進行發(fā)掘，也終于找回了印度人民自己的佛教歷史。

　　中印文化的交流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深廣的兩大文明的攜手。今天中國和印度同屬人多地廣的發(fā)展中國家，兩國人口的總和多于25億，占全世界人口的40%。中國與印度兩國發(fā)展睦鄰友好關系，意味著半個世界近40%人口的和平與長久穩(wěn)定。

　　玄奘大師為法忘軀，承擔了這兩大文明交流的歷史任務。今天我們緬懷先輩的功德，繼承古德的事業(yè)，不僅中國人民對于中印佛教交流寄予良多，印度人同樣充滿期待，希望由此增進兩國感情。也許在新的時期，通過對于世界和平及佛教文化交流的不懈努力，人們能夠重新找回曾經失去的聯(lián)系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