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放生：走出盲目放生的誤區(qū)

　　放生，本是由佛教戒殺護生思想和儒家好生思想衍生的中華民族優(yōu)良傳統(tǒng)之一，是流傳千年的民俗。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放生也與時俱進，在產(chǎn)生許多放生新招的同時，也助長了一些亂象。于是乎，外來物種入侵、破壞生態(tài)平衡、黑色放生產(chǎn)業(yè)鏈等，每每見諸報端，在一味求功德的功利心驅(qū)使下，盲目放生之勢愈演愈烈。當出于無上悲心的放生流于形式，當淳樸的慈善之心屢被利用，當放生已不再護生，甚至從實質(zhì)上成為殺生的時候，人們不禁會問：放生的本來面目是什么？在現(xiàn)代化的今天應(yīng)該如何放生？本期，讓我們撥開歷史塵霧回到原點，還原放生護生的初衷，傾聽專家學(xué)者、佛門中人談?wù)勊麄冃哪恐械姆派�與護生。

佛教放生習(xí)俗的形成及其流行

　　放生習(xí)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殺護生的思想根源，同時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動。南北朝以來，在皇權(quán)貴族的支持下，逐漸以天然水灣為放生池，形成中國佛教的放生習(xí)俗；宋朝以后，僧人在寺院設(shè)置放生池，供民眾放生，使放生習(xí)俗深入民間。

祖師大德關(guān)于放生的故事和言論

　　佛教傳入中土，闡發(fā)善因有善果、惡因有惡果的理論，提倡修善業(yè)、斷惡業(yè)，并視殺業(yè)為最大的惡業(yè)，故極力提倡戒殺放生，形成了斷葷吃素的傳統(tǒng)。歷代以來，無論是哲士鴻儒，還是慈善家，以及出家、在家的修行人，多培己仁心，或茹素而斷葷，或戒殺而放生，典籍中頗多記載。

教界聲音：

　　星云大師：積極護生是幸福配方

　　根據(jù)佛教《六度集經(jīng)》記載，佛陀在過去世為鹿王時，曾代替母鹿舍身，感動國王制定動物保護區(qū)，禁止獵殺。佛世時阿育王更廣植樹林，庇蔭眾生，設(shè)立醫(yī)院，規(guī)定宮廷御廚不得殺生等，凡此都是佛教對于護生的最好示范。今人若能設(shè)立動物之家，讓動物養(yǎng)老、醫(yī)療等，都是積極的護生。

　　哈爾濱極樂寺方丈靜波法師：作為佛教慈悲的行為，放生不可非議 ，但現(xiàn)實中的放生又存在很多不理性，比如說過分強調(diào)做功德，認為放得越多就越好。其實，佛教提倡中道，恰到好處就是好，放生不應(yīng)該訂多少去放，你去訂，他就去殺�，F(xiàn)在有很多極端的行為，第一他不懂，于是就會極端。放生是一種慈悲行為，我們要尊重生命，放生對環(huán)保是有好處的。

　　五臺山佛母洞住持悲月法師：放生是中國佛教優(yōu)良傳統(tǒng)，許多寺院建有放生池供人放生魚類眾生，放生令人身心愉悅，心情大好，種種福德利益不可限量。相比過去人放生，現(xiàn)代放生活動有兩個明顯特點：

　　普陀山佛學(xué)院副院長兼教務(wù)長門肅法師：放生本身是件好事，符合佛教的精神。在佛經(jīng)中也有記載放生的功德以及放生的意義。放生就是尊重其他動物生命，也滋養(yǎng)我們自身慈悲心。然而，近年來放生卻成了佛門中不得不引起重視的話題，這個問題不在放生本身而在于對放生的理念誤解與不當?shù)牟僮餍袨椤?/p>

學(xué)界聲音

　　護生莫殺生——樓宇烈教授談護生與放生

　　現(xiàn)在許多寺廟都會組織放生，許多信眾也非常熱衷放生，放生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然而，社會上對這樣一種放生現(xiàn)象的質(zhì)疑聲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有時候分不清是放生還是殺生。

　　佛教提倡不殺生，五戒第一戒就是不殺生，不殺生是對生命的關(guān)懷和尊重，是佛教里面慈悲的體現(xiàn)。因為眾生平等，不能因為我們是人，就可以隨意屠宰其他的生命，所有的生命我們都要尊重。佛教里面有個說法：“同體大悲，無緣大慈”。我們整個世界的生命都在一個宇宙中間，所以我們要對他們慈悲，這種慈悲精神的根本就是要讓眾生得到超度、解脫、安樂。

　　中國人民大學(xué)哲學(xué)系溫金玉教授：阿爾貝特·史懷澤的名作《敬畏生命》一書寫道：“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fā)展的生命實現(xiàn)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fā)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則。”人對這個世界要有一份溫情。中國傳統(tǒng)的戒殺放生，就是一種慈悲精神的體現(xiàn)。

　　蔣勁松：莫讓放生變殺生

　　放生是大乘佛教提倡的功德，也是符合現(xiàn)代動物保護理念的善行，但是，好事必須做好，放生必須要遵循科學(xué)，否則好心可能辦壞事，放生弄不好變成殺生，這就違背放生的本意了。

古人護生故事

　　人鳥雖殊同是客——白居易的護生故事

　　元和十年，白居易初貶江州（今九江）。時年不過四十四歲，本當是意氣風(fēng)發(fā)擔(dān)綱朝政之機，卻困在南方的小城，在濕熱陌生的環(huán)境中，倍感苦悶憂愁。初被貶時，失意之外，更有對于命運變化的困惑，他在詩中感嘆“火發(fā)城頭魚水里，救火竭池魚失水”，認為自己如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的魚兒一般，莫名遭受滅頂之災(zāi)。在這種“畢竟不能知所以”的窘境中，人無處可逃 <<<<<詳情

　　親經(jīng)患難知斷殺——蘇東坡的護生故事

　　元豐二年，因與實行變法新政的王安石政見不合，蘇東坡寫詩譏諷朝政，引發(fā)“烏臺詩案”并入獄。獄中的蘇東坡第一次嘗到了被人監(jiān)禁羞辱，生死不由自主的滋味。在寫給弟弟蘇轍的詩中他將自身的處境與被送入湯火的雞相比，自詡“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這一次的監(jiān)禁生涯使蘇東坡的心性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后來回憶說，“自下獄后，念己親經(jīng)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欲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遂斷殺。”

圣凱法師：佛教放生習(xí)俗的形成及其流行

　　放生習(xí)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殺護生的思想根源，同時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動。南北朝以來，在皇權(quán)貴族的支持下，逐漸以天然水灣為放生池，形成中國佛教的放生習(xí)俗；宋朝以后，僧人在寺院設(shè)置放生池，供民眾放生，使放生習(xí)俗深入民間。

　　一、放生習(xí)俗的形成

　　先秦時期，孔子以舜為好生榜樣，孟子則強調(diào)惻隱之心，并以仁義思想啟發(fā)梁惠王�！秴问洗呵�·異用》記載成湯仁民愛物，強調(diào)放生為上合天心，下順民意，仁君不忍見獵人四面布網(wǎng)，有違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三面，僅存一面；并更改祝禱詞，化殺戾氣為和祥之氣，表現(xiàn)了統(tǒng)治者若行放生將比殺生更易獲得民心。

　　《列子·說符篇》記載了“周簡子正旦放生”的故事：邯鄲之民，以正月元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蛦柶涔�。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由此可知，邯鄲在春秋時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專門捕魚鳥以供放生的風(fēng)俗，但是民間放生主要是表示對生靈的恩惠，先捕生靈然后再放之，則功過難以相抵。當時，周簡子聽從門客勸導(dǎo)，將“捕物放生”的作法改為“禁民捕捉”，這是中國禁止屠釣的早期記載。

　　“成湯解網(wǎng)”和“正旦放生”說明了放生習(xí)俗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曇無讖譯《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流水長者子品》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資源：“流水長者子不忍魚為日所曝，乃求其國王，與以二十大象，暫往負水，濟彼魚命，王允其請。長者子乃及請二子，至象廄中，隨意取二十大象，又從酒家多借皮囊，往決水處，以囊盛水，象負至池，瀉至池中，水即彌滿，還復(fù)如故。流水長者子救起瀕死之魚，予之水、食，為其解說大乘經(jīng)典，諸魚聞經(jīng)后，皆生忉利天。”《流水長者子品》對佛教的放生習(xí)俗具有重要的影響，如十二因緣法、諸佛菩薩圣號、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儀軌等。流水長者子救魚放生的情節(jié)，增進了中原人士對佛教放生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傳播。

　　二、放生儀軌的制訂

　　南北朝以來，放生習(xí)俗逐漸流行。北魏獻文帝下敕，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每年活七萬五千牲畜的性命。北齊文宣帝實踐佛教的慈悲教法，積極斷絕肉食。天保七年（556）五月，文宣帝認為肉食是違反慈悲，故不食肉。天保八年（557）四月庚午頒詔禁取蝦、蟹、蛤、蜆等，只準捕魚；同月乙酉，不論公私禁絕以鷹、鷂獵狩。天保九年（558）二月下詔，限令在十一月和一月準許燒野，此外一律不準用火。

　　梁武帝撰寫《斷酒肉文》，下敕以蔬果為宗廟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三無盡藏，實踐放生與布施二科。他還命令張文休每天去屠宰場，買下即將被殺的動物，然后放生。王公貴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響，積極參與、推廣放生。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581），智顗勸請陳宣帝下詔禁止采捕。智顗目睹民眾以捕魚之網(wǎng)相連四百多里，于是購買江海灣典型段為放生池；并且為漁民講《金光明經(jīng)》，漁民聞法改行轉(zhuǎn)業(yè)，好生從善，并獻臨海江滬溪梁六十三所，達三四百余里，為放生池，徐陵樹碑闡明因緣。

　　及至唐代，放生習(xí)俗非常盛行�！独m(xù)高僧傳·道胄傳》記載，道胄于諸州建造放生池一百余所，多有靈感。 “安史之亂”后，政局動蕩不安，人心惶惶，民生凋敝，饑荒四起。唐肅宗于乾元二年（759）下詔，設(shè)立放生池八十一所，從山南道、劍南道、黔中道、荊南道、嶺南道、江西道、浙江道諸道，一直到昇州的江寧、秦淮太平橋及臨江帶郭上下五里，顏真卿撰《放生碑文》。詔書中所謂的臨江海一帶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與智顗以天然的海灣為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

　　宋代以來，放生在朝廷的推動和民眾的參與下更是盛行。宋太祖下詔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采捕彈射。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杭州天竺靈山寺慈云遵式上奏朝廷，以西湖為放生池，而且自制“放生慈濟法門”�！督饒@集》收錄了遵式的《放生慈濟法門》，在序言的開篇說：“儒冠五常謂之仁，釋御四等謂之慈，皆惡殘去殺，推惠廣愛之謂也。然后果五福之曰壽，證四德之曰常，實唯不殺，放生之大統(tǒng)也。”這是以放生融合了儒家的“五常”和佛教的“四無量心”。遵式以敘由、呪水、請加、歸依、稱佛、說法、懺愿七章，制訂了放生的儀軌。

　　放生的流行不僅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宗教信仰上獲得靈感。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越州諸暨縣事潘華撰《夢魚記》，潘華依《普賢觀經(jīng)》，令人不得捕池沼江湖內(nèi)魚。景德四年（1007），潘華奉詔還闕，夢江湖中魚哭泣。這種靈感故事的流行，說明了放生在宋代的盛況。

　　天圣三年（1025），四明山（今寧波）延慶寺知禮亦奏請在佛誕節(jié)放生，為皇帝祝壽，并請求以南湖為永久放生池。知禮為了使放生法會順利進行而制訂放生儀軌，并撰《放生文》以定其儀軌，當時的樞密使劉均奉敕為此撰寫碑文，記載此次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