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xié)對于佛教界進行革新的啟導作用

　　人民政協(xié)對于佛教界進行革新的啟導作用

　　--1949年11月12日講于北京居士林座談會

　　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經(jīng)過,報紙上披露得很詳細,想大家已都知道,毋庸再說。至于它的意義,我想在說明之先,應該向大家介紹中共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徐特立先生說的幾句話。徐老先生前幾天在我那里談到這次政協(xié)會議,他認為是繼1942年的整風運動之后的又一次全國大整風。我們知道1942年的整風,足整頓黨風的宗派主義,學風的主觀主義,和文風的黨八股,而實際上只是整頓黨風。因為學風是黨的學風,文風也是黨的文風。黨的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黨八股整頓糾正了,中國共產(chǎn)黨才有今天的成功。這次政協(xié)會議徐特老竟看作是全國的大整風,實在值得我們深深地玩味的。

　　政協(xié)會議足9月21日開幕的。在這以前的7月1日,毛主席曾經(jīng)發(fā)表了一篇《論人民民主專政》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第一段就說明社會進步了,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同時更緊接著說,沒有讀過馬列主義的剛才進黨的青年同志們,也許還不懂得這一條真理�？梢娒�主席的“七一”論文,的確是有整風作用的。以后幾段如論“一邊倒”、論“獨裁”、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無一不是為全國的大整風而設。政協(xié)會議就是這篇論文的具體的實現(xiàn)。

　　人民政協(xié)《組織法》第一條說:“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為全中國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織。”這樣明白的標示,更可以證明我們上面所說的話是正確。同時,這次代表的成份,包括了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qū)、各民族和國外華僑。真可以說是海涵山負,無所不包。但他們都是在某一個階段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進步作用,而在今日又是擁護革命的人們,沒有一個反動派。所以陣容雖極龐大,而切實地做到了“壁壘森嚴”四個字。壁壘森嚴其實就是“一邊倒”。用佛教的術語來說,這里面“能立”也“能破”�！澳芰ⅰ本褪墙�立了統(tǒng)一的堅固的革命陣線,在他相反的方面,便是“能破”,即把一切危害國家人民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以及其它明的暗的大的小的一切反動組織與力量徹底摧毀。這樣才不至于使人迷戀舊尸骸,或者分不清友敵。這不是整風是什么呢?

　　毛主席的“七一”論文里又說:“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他也是那樣,不刺激他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蛘甙牙匣⒋蛩�,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這話很妙,把所以要“專政”或“獨裁”的原因,活生生的畫了出來。所以政協(xié)《共同綱領》第七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鎮(zhèn)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一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yè)的國民黨反革命戰(zhàn)爭罪犯,和其它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睆倪@里我們可以知道革命足要有景陽崗上武松一般的勇氣,對于反革命分子,決不能意存姑息的。

　　講到此地,我要講一講北來以后我對于中共領導人物的感想。我用古老的觀點觀察中共的領導人物,認為他們都是像武松一樣有血性有骨氣的人。如果按照舊的說法,也可以說是狂狷之士。他們因為具有“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的性格,所以經(jīng)得起千難萬苦的鍛煉,堅毅奮勇,領導起革命事業(yè)來。但狂狷之士的作風,有時不免矯枉過正。這在中共過去的作風當中可以舉得出很多證據(jù)的。不過在這次會議里,中共的表現(xiàn),卻是溫和客觀、既不偏右、又不傾左,可以說是已經(jīng)由狂狷而漸進于“中行”了。什么叫做中行?中行就是合情合理,這次《共同綱領》的每字每句,都是根據(jù)合情合理的原則融會各方的意見而產(chǎn)生的。因此《共同綱領》,也可以叫作合情合理的綱領。在小組討論時,主張比較激烈而過左的,反是民主人士,調(diào)和折衷,不主一偏;力求其合情合理的,反是中共方面。即如當討論文教政策時,內(nèi)中有“提倡用科學的歷史的觀點”一句話,有很多人就認為不夠徹底,主張改為“用馬列主義的觀點”,結果,中共方面的人不主張修改,仍舊采用原文。又如有人提議在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文外,加入反宗教信仰自由的一句話,結果馬列學院的負責人認為中外的情形不同,不必加入而撤消原議。有人說蘇聯(lián)和中國的共產(chǎn)黨人都是現(xiàn)實主義者,我想這個所謂現(xiàn)實主義,可以解釋為合情合理主義,也可以解釋為實事求是主義。這次政協(xié)的成功,即在于用實事求是的武器,克服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左右傾機會主義,而創(chuàng)立了實事求是的平實的作風。我們不妨再舉一個例:在政協(xié)小組會議中,有人鑒于失業(yè)問題的嚴重,提議在《共同綱領》第五條加“勞動自由”四字。但周恩宋先生說,勞動自由是應該尊重的,政府當然盡力設法解決失業(yè)問題,不過最近兩三年內(nèi),還不可能全部解決,所以寧可犧牲那四個寶貴的字眼。我們看,因為不能全部解決失業(yè)問題,即不愿加入“勞動自由”四字,則其余的一字一句,都是有了可以全部實現(xiàn)的把握和保證,才列為條文的。這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相比,真是天地懸隔了。所以徐特老說人民政協(xié)是全國的大整風,的確是不錯的。

　　我們再往上追溯,現(xiàn)代東西洋的文明,大都開創(chuàng)于二千五六百年以前,那時候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和希臘的蘇格拉底都先后成立學派,而都是非常平實的。我們知道孔子是“不語怪力亂神”,和主張“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的。蘇格拉底針對辯士派的思想,不自以為“智者”,而自稱為“愛智者”。釋迦牟尼更極力糾正當時吠陀的形式主義、幻想主義,而教他的門徒從最平實的七覺支八正道下手。后來逐漸演變,又大都走向煩瑣哲學或空談理性。距離事實愈遠,背棄原來的精神亦愈多。一直到現(xiàn)代,西洋哲學方面很顯得貧弱無力,儒家學說也成為反動派的工具,佛教更是成了一個空殼子�？傉f一句,就是都不曾腳踏實地,和生活和人民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這時候馬克思匯集了科學哲學的大成,用精深的辯證唯物論,創(chuàng)造了社會主義革命,把一切政治文化歸還給人民。就他一生的言論和行動上看,可以說沒有一個字,一步路是落空的。列寧與斯大林亦然,所以成為馬克思最好的學生。我們從整個文化史上說,馬列主義實在足二三千年來人類文化的大整風,也就是經(jīng)過平實的“正”,和空談的“反”,而復歸于平實的“合”。此次政協(xié)的成功,正足從這種精神發(fā)展出來的,所以又具有繼往開宋的作用。

　　所謂佛教界的改革,也就是佛教界的整風�，F(xiàn)在先從“歪風”說起。我以為流行在佛教界內(nèi)的歪風,不外四種: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二、抱殘守缺,膠柱鼓瑟;三、買空賣空,言不及義;四、假貌為善,蛀蝕佛教。這也免不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八股,自然也都是機會主義。機會主義者,投機取巧,只愿為個人打算之謂也。為個人打算得愈周到,距離佛教的精神愈遙遠,這在出家人方面表現(xiàn)得最使人傷心,因此社會上大家認為那就是佛教,連帶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也受到了糟蹋。居士方面當然也免不了上面所說的毛病,不過比出家人好些,所以過去居士與僧眾之間很少真誠的合作。即使有,也大都是互相利用而已。過去佛教界的情形如此,欲求佛教之不為社會所非難攻擊,真是不可能的事。

　　常言道,無風不起浪,空穴自來風。我們?nèi)绻�要追究那四種“歪風”之所由來,當然不可不歸咎于佛教制度,尤其是寺廟制度的不良。一個地主階級,一個依靠資產(chǎn)階級謀生活的人,要他不裝腔做勢、胡作非為,或者抖擻精神、振作起來是不大可能的。過去的佛教制度,可以說是完全建筑在地主階級和依靠資產(chǎn)階級的寄生生活上面的。佛教團體如各地的佛教分支會,也都像過去的參議會一樣,被少數(shù)特權階級所包辦,“會”只是替他們裝門面、爭飯碗而已。所以佛教會的章程上,雖然堂堂皇皇訂立了許多整頓教規(guī)、興辦事業(yè)的條文,結果非唯一事無成,還要低聲下氣向那許多方丈當家們討幾個錢掛招牌。我們現(xiàn)在談改革,首先要認清楚這種事實,也就是說要先從制度方面徹底做去。好在《共同綱領》已替我們把腐蝕佛教的爛根子掘掉了。

　　制度改革好了,僧徒不能再用信仰謀生活,而要從生活中實踐信仰、表現(xiàn)信仰,出家的自然不會多。可是我要請大家認識一樁佛教史上的事實,就是僧徒數(shù)量的多少與佛教的興衰成反比例。三武滅法的時候,全國僧數(shù),都在二三百萬左右。而玄奘回國以后,佛教最盛的時期,全國僧數(shù)據(jù)《法苑珠林》所載,不過八萬人。所以大家不要以為出家人少了,佛教就會衰亡。我們要壁壘森嚴,也要學中國共產(chǎn)黨在陜北的“精兵簡政”政策,重質(zhì)不重量,才能把佛教制度重新建立起來。否則光是糊糊窗戶,粉刷粉刷墻壁,對于一所東倒西歪的房屋是不會發(fā)生什么修整的作用的。因此將來的佛教,居士方面所應該負的責任,要比現(xiàn)在大得多。

　　在將來的佛教當中,居士既應負很多責任,則目前佛教界的改革,不要以為是出家人的事,與在家居士無關。也就是說,為著續(xù)佛慧命,從這時起,居士與僧徒應該真誠合作起來,先把佛教的現(xiàn)行制度改革好,然后再整理思想。談到整理思想,我又以為居士方面所應負擔的工作要比出家人為多。因為事實上,目前一般居士的知識水準比出家人為高,可以在整理思想方面負相當責任的。不過我又要大家注意兩點:(一)歷史發(fā)展的觀點;(二)從行為中履踐的精神。過去佛教界因為有許多紛爭,所以削弱了佛教的力量,而紛爭之起,我以為是起于不知道歷史發(fā)展的觀點。譬如大小乘之爭,宗教之爭,禪凈之爭,顯密之爭,性相之爭,新舊之爭,以至于起信論楞嚴經(jīng)之爭,從歷史發(fā)展的觀點看來,都是所謂“末學之辯”,不值一笑的。又過去大家不注重從行為中履踐的精神,縱使談空說有、舌底生蓮,或者精進勇猛、守身如玉,結果還只是他個人的事,或者竟是“脫空妄語漢”,這就違背了釋迦牟尼平實的、和人民大眾緊緊地團結在一起的精神了。

　　總之,目前談佛教界的改革,我們也應該足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在制度的改革方面,我們既要壁壘森嚴,又要合情合理。思想方面的改革,則注重了歷史觀點和履踐的精神,才能糾正佛教界的“歪風”,而恢復“實事求是”的佛陀的真正精神。一切教理上的、修持上的無謂爭執(zhí),自然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我們現(xiàn)在談改革固然不能抱殘守缺,故步自封,更不有買空賣空,風頭主義。我們不必無原則地捧人家的場,也不要人家瞎吹瞎捧。我們要腳跟點著佛地,穩(wěn)步開展佛教的前途。這才是人民民主時代一個真正佛教徒的正確的認識與行為。人民政協(xié)所啟導我們者在此。

　　(原載1952年現(xiàn)代佛學社出版的《關于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