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寺院與僧侶管理政策的探討

　　唐代寺院與僧侶管理政策的探討

　　妙如法師
　　佛教在唐代的角色非常重要，其政治力影響極深，因為各代皇帝對佛教崇拜與尊奉程度不一，心態(tài)有異，所以，佛教的命運也被捏在他們的手中。對統(tǒng)治者而言，寺院、僧侶與社會的互動宛若“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宗教的范疇不能脫離統(tǒng)治者的意識形態(tài)單獨運作，統(tǒng)治者將寺院僧侶納入國家管理體系是必然的。

　　1. 建寺的條件

　　唐代建寺的要求：僧眾建寺院以為弘法的場地，寺院大者可容納萬人以上，小的蘭若或僅可3－5人，一般寺院約可容納50人以上。[1]
　　寺院修建兩個途徑：檀越施營和釋門自營。世俗營寺壇主，又可分官廷和私家。官廷建寺的緣由，有朝廷詔建，或地方請建；私家建寺則包含皇族、貴宦，以及庶民中的地主、農民、商人、處士等社會階層。[2]官方造寺的原因雖有不同，而其程序則相似，須經(jīng)過皇帝同意，國家才會出錢建寺。唐初高祖李淵的“沙汰僧道詔”就規(guī)定兩京及天下諸州的寺觀“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余天下諸州各留一所。”[3]使各州設立官寺成為定制。

　　2 .建寺的原因

　　首先，皇家為了祈福與亡者而建寺：如貞觀年間太宗為了憑吊陣亡將士，敕建寺院，規(guī)模之大，范圍極廣，并分命群臣撰碑：
　　破劉武周汾州，立弘濟寺，李白藥撰。破宋老生于呂州，立普濟寺，許敬宗撰。破薛舉于幽州，立昭仁寺，朱子奢撰。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云寺，褚逐良撰。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破竇建德于泛水，立等慈寺，顏師古撰。破劉黑闥于洺州，立昭福寺，岑文本撰。[4]
　　其次，皇家成員早逝或生病而營建寺院，如高祖為死于太原之子智云立楚國寺，[5]，太宗貞觀五年(631)為太子立普光寺，[6]太宗曾替皇后“虛風”之病而建寺求福。
　　另外，太宗于晉陽公主之墓旁邊立佛寺，[7]太宗為母穆太后追恩而廣建佛寺。[8]此后，唐高宗、武后也都為先人祈冥福，建造寺院，高宗龍朔三年(663)為文德皇后立資圣尼寺，[9]這些建寺建塔，多數(shù)是皇家的功德寺。根據(jù)張弓教授的研究，唐高祖、太宗及高宗三朝營造功德寺最盛，而且建寺地區(qū)以京師為最多，[10]。功德寺建造的目的是教化與祈福�；始医ㄋ码m言“私財”，實則國家財政的一環(huán)。[11]
　　再次，官寺建立的原因，如李師政所言：“立寺功德于巨海，度僧福重于高岳。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櫎乎。”[12]總之，由于佛教在唐代社會的顯赫地位，統(tǒng)治者是必然關注寺院的修建，如嶺南地區(qū)巫風流被也因政治目的而建立寺院，[13]因此官方寺院的敕建，無法擺脫官方的控制與管理。
　　總之，長安寺院，都是皇家的功德寺，專為帝王服務，寺院與帝王關系密切。自隋朝立都于長安以后，滿城彌漫梵教之風，帝室興建寺院與日俱增，唐代從高祖，太宗也多次為祈福、追恩之理由而建寺。如“法苑珠林”記載：
　　又(太宗)出詔為皇太子，西京造西明寺，因幸東都，即于雒下，又造敬愛寺，寺別用錢，各過二十萬貫。寺宇堂殿，尊像幡華，妙極天仙，巧窮神鬼。又為諸王公主。于西京造資戒崇敬招福福壽二十余寺。[14]
　　這是長安建寺主要的原因，皇帝崇佛建寺雖有關系，若只有個人信仰而無政治、經(jīng)濟基本資助，則無法廣造寺院，這是說明唐代一般寺院都與政治有密切的關系。

　　3. 僧尼度牒的制度

　　佛教在印度原本沒有僧籍、寺籍、度牒制度，傳到中國以后，由于僧尼出家可以免除賦稅和徭役，其人數(shù)過分膨脹，勢必減少納稅戶數(shù)，從而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為了厘清賦役，自南北朝已開始對僧尼登記入冊規(guī)范化管理，建立僧籍制度，進而在唐代，朝廷正式向入冊僧尼頒發(fā)資格證書——度牒，建立度牒制度，并從唐中宗景龍二年開始通過商品化的辦法出售度牒，[15]開辟了國家財政收入的新來源。
　　唐代之前，僧伽就有正度與私度之分。唐代建國之初，對長久以來僧尼私度之泛濫仍舊無法杜絕。前述唐高祖、太宗、高宗皆曾下詔沙汰僧尼或檢括私度。根據(jù)“佛祖統(tǒng)紀”卷三十九所記載：貞觀二十二年(648)詔“京城諸郡各度僧每寺五人”，“凡度一萬七千人”[16]，在唐初僧道眾多，影響社會秩序的情況下，這個事行，曾引起太祖李淵決定“沙汰佛道”的意圖，太宗的用意是將天下眾多的私度僧人納入國家的管理體系。唐玄宗開元二年(714)姚崇上奏請禁度僧，“有司沙汰僧尼偽灆者萬二千人，并令還俗”[17]私度之風已無法根除，為了杜絕私度的泛濫，國家權力將在僧團手中的剃度權奪回，以統(tǒng)治王權來控制剃度，以防止私度黃流在社會，所以唐玄宗天寶五年(746)創(chuàng)行度牒制度，控制天下度僧尼，同時命令祠部給牒。[18]
　　度牒是僧尼出家的憑證，凡未取得政府度牒者，皆非正度。例如：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記載：“天下僧尼，五十以上，無祠部牒者，盡勒還俗，遞回本貫。有祠部牒者，委當州縣磨勘，差殊者，盡勒還俗，遞回本貫”[19]，通過這段話可幫我們了解，唐代僧尼出家首要的條件就是要取得度牒。唐代度牒制度還有一套嚴密的規(guī)范，不空的“表制集”，廣德二年(764)十月十九日，“不空三藏表制集”卷一，“降誕日請度七僧祠部敕牒”中，清楚記載請度者的法名、年齡、貫屬、俗姓名、戶籍狀況、請住寺院等項；再由中書門下轉給祠部的“宣祠牒”，最后祠部再給不空“準度牒”[20]以中書門下頒出的敕牒文式批準，這就反映出唐代政府在控制度人為僧問題上的嚴格態(tài)度。[21]唐代度僧既有嚴密的規(guī)范，其程序也因取得度牒途徑不同而相異，可分為：第一、試經(jīng)度僧，就是一種通過經(jīng)文考試而取得度牒。第二、贈牒出家，所謂：贈牒出家，就是每次國家舉行重大的活動或皇帝生辰壽誕等節(jié)目由皇帝贈牒出家，這種不需要經(jīng)過考試就可以出家了。第三種、是由私人出錢購買度牒而出家，這種是用錢來買賣度牒也不要考試就能出家了。例如：“虛唐和尚語錄”記載：元朝有一位僧人名叫妙源說：“自唐以來，設官置局，試經(jīng)得度………，期間獲中僧科者，官給黃牒，梯度為僧”[22]。另外，“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高宗顯度三年”記載：
　　敕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后更令詮試業(yè)行童子一百五十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于寺建齋度僧，命法師看度。[23]
　　這是首次出現(xiàn)試經(jīng)度僧。以后，唐中宗神龍元年(705)“詔天下試經(jīng)度人”，[24]“釋氏稽古略”記載：“神龍二年(706)八月詔，天下試童行經(jīng)義，挑通無滯者，度之為僧，試經(jīng)度僧從此而始”。[25]從史料上看來，實施時間雖有不合，但是可確定中宗朝試經(jīng)給牒已達到于完備。此后，各個皇帝度僧從簡單到復雜，有的教誦多少部經(jīng)就可給度牒，也借誦經(jīng)來選擇良秀的僧人，這種方式是將僧團的剃度權攬圍觀放縮掌控的。這種制度到會昌釋門災難后，宣宗再興佛法，就除去試經(jīng)給牒的方式，改以“每歲度僧依本教于戒定慧三學中，擇有道性通法門者度之，此外雜藝切禁止”[26]，這種度僧的條件，是選好僧才讓出家，而防止、清理僧團中產生腐敗的原因。另外，在安史亂后唐室不僅度僧未能落實其制度，反而借著賣度牒以幫助軍需。如此一來中央對僧伽受戒與管理就更難控制。國家財政困乏，以鈉錢度僧，這既能滿足欲為僧者的需求，同時也能解決國家財政的問題。[27]
　　此外，“佛祖統(tǒng)紀”卷47，記載：“敕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謂之清閑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聽免納。”[28]因此，僧侶行腳之際，須隨身攜度牒，掛搭時以示維那，以證其為公度之僧。
　　總之，唐代以前，度牒就出現(xiàn)了萌芽。由于當時的寺院僧尼享有免交賦稅、不服徭役的特權，便吸引了很多編戶齊民出家，封建國家為了保證自己有足夠的剝削手段，便開始制定一系列限制措施，度牒的產生與這些措施密切相關。具體來說主要有這樣幾點：(1)度牒與僧籍的制定密切有關；(2)度牒與僧官發(fā)布的文移、印牒密切有關，這種文移、印牒很可能就是度牒的最初形式；(3)度牒與度僧權收歸國有密切有關。
　　唐立國后，控制了度僧權，嚴禁私度，但違反者依舊如故。至唐玄宗天寶后期，嚴格了度牒管理。度牒管制在安史之亂期間曾一度陷入混亂，但戰(zhàn)亂一經(jīng)平定，便迅速恢復正常。唐代宗廣德、大歷年間度牒管理就很嚴格，俗人即使出家修行也很難獲得度牒。唐德宗朝也一再加強度牒管理，規(guī)定如僧尼身死及還俗，度牒須納官注毀。唐憲宗時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唐文宗大和年間進一步嚴格了僧籍，同年唐政府頒布了“條流僧尼敕”，還要求試經(jīng)僧尼。唐宣宗繼位后，針對會昌滅佛的矯枉過正，著手恢復了一些寺觀，但他同時也注意度牒的管制。五代十國，有些君主也曾加強度牒管制，防止私度，但由于當時戰(zhàn)亂不休，很難奏效。同時，對唐代度牒的鬻賣略作考述。天寶十四年就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鬻賣度牒。肅宗即位靈武后，財用匱乏，“權賣官爵及度僧尼”。但是鬻賣度牒以助國用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實行的時間相當有限，至于后來地方藩鎮(zhèn)仿效以聚斂，已被當作明顯的違法亂紀。安史之亂期間度牒鬻賣的手續(xù)仍很復雜。

　　4．僧尼戶籍管理方式

　　為了要對僧尼控制的方式，唐代對僧尼、道士的簿籍管理以三歲一造為標準，如：“大唐六典”記載：
　　凡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簿籍，亦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鴻臚，一本留于州縣。[29]另外，在“新唐書”記載：每三歲州、縣為籍、一以留縣，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官，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30]
　　上述的史料，唐代僧籍以三歲一造為準，州縣為基層編制單位。這種制度從唐代開元十七年啟發(fā)。根據(jù)“佛祖統(tǒng)紀”記載：
　　敕天下僧尼三歲一造籍，供帳始此。述曰：“出家學道要在從師受戒為之制，初未嘗掛名于官籍。自漢明至唐初莫不皆然，至則天廷載始令二眾隸祠部，而明皇正觀始令三歲造籍”。[31]
　　這段話說明唐代出家的僧尼要接受各級官府的限制，而且，要系籍于官，跟以前不同，以前想出家學道跟著師父就行，到唐代不行了。唐代統(tǒng)治王權對僧團控制進一步強化，從三歲造籍的實施后，因為天寶年間的混亂，造成烽火亂起，使得戶籍紊亂與土地制度崩潰，掌控僧團的力量減弱。天寶八載(749)，改“每十載一造，永為例程”。[32]
　　“請申僧尼奏”：的內容：每十載一造，永為常式，諸州府近日因循，都不申報，省司無憑收管造籍。起今以后，諸州府僧尼已得度者，勒本州府具法名俗姓，鄉(xiāng)貫戶頭，所習經(jīng)業(yè)，及配住寺人數(shù)，開項分折。籍帳送本司，以明真?zhèn)�，又將諸州府及京城應置方等受戒，僧尼生死及還俗者，其告牒本寺網(wǎng)維當日封送祠部，其余諸州府，勒本州申送，以憑注毀。又諸州府僧尼籍帳，準元敕十年一造，今五年一造，又天下僧尼冒名及非正度者，緣經(jīng)恩赦。自太和三年(829)十一月十八日敕前，無憑追勘，自今以后，伏請加禁斷。[33]
　　這份奏折的內容很復雜，說明唐政府對佛教進行管理的細節(jié)，有關僧尼的籍帳要寫清楚個人的來歷如：所習經(jīng)業(yè)及配住寺人數(shù)，僧道徒的姓名、年齡、籍貫等詳細情況，著重反映當年變化情況，即當年“新收”(新披剃和新系帳者)和“除附”(還俗、去世)。要每年及時準確地供送剌帳，就必須做好日常入籍與銷籍等事。而釋道死亡、逃亡等銷籍則較入籍復雜。再看下一段所記載：根據(jù)“唐侓疏議”的規(guī)定：
　　諸私人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有家長，家長當罪。以除貫者，徒一年。本官主司及觀寺三網(wǎng)知情者，與同罪。若犯法合出觀寺，經(jīng)斷不還俗者，從私度法。即藍臨之官，私輒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罪止留三千里。[34]
　　唐代僧尼籍帳嚴密的制度，官方荷克的禁令亦無法禁絕私度的風行。長期以來政府無法管理上的弊端。以致造成僧尼水平高低的明顯。

　　5. 高僧籍貫的分布

　　僧尼弘法則是游離不定，而且多數(shù)游化僧尼孤鴻云游，政府欲管理僧尼的籍貫是艱難不易，所以進一步對僧尼強化分布的政策，根據(jù)“續(xù)高僧傳”、“宋高僧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三部僧傳的統(tǒng)計，唐代高僧共有555人比較確實有籍貫。其中約有四分之一出自江南東道，河東道和京畿道次之，占唐代高僧總數(shù)10%左右。黔中道居二十一道之末，無出一人，關內道二人，山南西道則有六人，只占總數(shù)1%。[35]從高僧出身的籍貫分布，多數(shù)出在寺院密集區(qū)，我們進一步來看辛德勇歸納唐代前期高僧的籍貫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區(qū)、帶有：(1)河渭分布帶，以東西京和蒲州為核心，(2)太湖、錢塘分布帶，北起淮南道揚州，貫連江南東道的潤州、常州、蘇州、杭州，南止越州，(3)漢水分布帶，以漢水下游的荊、襄二州為分布核心，(4)川西分布帶，北起山南西道的利州，南接劍南道的劍州、綿州、梓州、漢州、益州、蜀州、眉州，又以益州為其核心，(5)太原盆地分布區(qū)，主要以太原府及汾州為主要密集處，(6)珠江三角州分布區(qū)，廣州、循州、新州和恩州為主要區(qū)，(7)紅河三角洲分布區(qū)，由峰州、交州、愛州三洲所構成。這是唐代對僧團的管理核心。另外，從高僧的籍貫分布我們也要注意到當?shù)氐恼�治、�?jīng)濟與社會文化發(fā)展的情況必有關連，如洛陽自東漢以來就是北方佛教的重心，玄奘大師出現(xiàn)于偃師，與環(huán)境有大的關系。根據(jù)辛德勇先生的歸納，唐代高僧籍貫地理分布在安史亂之后，南方諸道所出高僧已大大超過北方。[36]

　　6．結論

　　唐代建寺院，是由皇帝詔令，建寺的經(jīng)費皆有國家財庫出資擇地營建，寺院是佛教的重要設施，是僧侶生活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們坐禪、念經(jīng)、布法的主要場所。寺院的修建數(shù)量、規(guī)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發(fā)展的狀況。寺院名稱也一般由政府頒發(fā)。此外，還允許修造招提、蘭若等私人佛堂。因此敕建的“官寺”無法罷脫官方控制與管理。在官寺之外，則是君主詔建與皇室、官吏捐施的寺院，其中國家的大寺皆屬為先人其冥福而建寺。
　　另外，高祖、太宗、高宗借下昭沙汰僧尼或檢括私度，說明寺中的僧尼泛濫，導致僧尼龍魚混雜，薰蕕不分，度牒制度代表國家權力將掌握在僧團手中的剃度權奪回。唐代度僧的制度已有密切規(guī)范，取得度牒途徑不同而異，可分為：一、試經(jīng)度僧，二、贈牒出家，三、是由私人出錢購買度牒而出家。制度良善需依賴強有力的政府執(zhí)行，但是，政府常成為破壞規(guī)制的首者，經(jīng)常恩贈度僧的度牒，使度牒失去價值，接著，買賣度牒以籌軍需，這樣的制度，使得中央對僧團受戒與管理更加難以控制。
　　同時，唐代對佛教的寺院、僧尼的管理，是包括寺額、僧籍、僧官選任、度僧、僧尼寺外活動的管理，以及僧尼籍貫的分布等。這是統(tǒng)治者尊重佛教發(fā)展壯大這一歷史事實，并以此為依據(jù)，制定相應的佛教政策，就必然能使佛教為其所用，達到鞏固封建統(tǒng)治的目的�？陀^而言，也有助于推動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加速佛教的中國化發(fā)展。

　　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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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崇撰，《大唐六典》，北市，文海出版社，民國6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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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志盤著，《佛祖統(tǒng)紀》，《大正藏》第49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68年9月。
　　黃運喜著，〈唐代中期的僧伽制度〉—兼論與當代社會文化之互動關系博士論文，民國85年。
　　唐玄崇撰，《大唐六典》，北市，文海出版社，民國63年出版。
　　張弓著“漢唐佛教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白文固、超春娥著，“中國古代僧尼名籍制度”，西寧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劉俊文撰“唐侓疏議箋解”卷十二，(私入道)條，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1]參見謝和耐著，耿升譯，“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jīng)濟”。另外“佛祖統(tǒng)紀”卷三十六，“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341。
　　[2]張弓著“漢唐佛教文化史。上”，頁181。
　　[3]“全唐文”卷3，高祖(沙汰佛道詔)，頁38.
　　[4]“唐會要”卷四十八，(寺)條，頁849－852.“佛祖統(tǒng)紀”卷三十九，(CBETA, T49, no. 2035, p. 363, c15-16)。
　　[5]“唐會要”卷四十八，(寺)條，頁845。
　　[6]“佛祖統(tǒng)紀”卷三十九，：“為皇太子承干建普光寺，敕沙門法長居之，為太子授菩薩戒”，(CBETA, T49, no. 2035, p. 364, a19-22)。
　　[7]“新唐書”卷八十三，(諸帝公主.晉陽公主傳)，頁364。
　　[8]“釋氏稽古略”卷三，“太宗文皇帝”：“貞觀五年(631)，帝為母后于慶善宮造慈德寺，及于昭陵立瑤臺寺。。。”“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814.
　　[9]“唐會要”卷四十八，(寺)條，頁846。
　　[10]參見張弓著，“漢唐佛教文化史.上”，(造設篇)，頁188－190。
　　[11]參見李錦銹著，“唐代財政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上卷)第三分冊，第三編“唐前期的財政支出”，頁1144－1178。
　　[12]“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七，李師政“辯惑一”，頁1604。
　　[13]參見廖幼華著，“歷史地理學的應用－嶺南地區(qū)早期發(fā)展之探討”(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頁184－185。
　　[14]《法苑珠林》卷100，(CBETA, T53, no. 2122, p. 1027, c4-8)。
　　[15]《佛祖統(tǒng)紀》卷45，(CBETA, T49, no. 2035, p. 414, a27)。
　　[16]“佛祖統(tǒng)紀”卷三十九，(CBETA, T49, no. 2035, p. 366, b17-21)。
　　[17]“佛祖統(tǒng)紀”卷三十九，(法運通塞志.唐玄宗)，“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373。
　　[18]有管度牒制度出現(xiàn)的時間有天寶五載(746)與天寶六載(747)的不同記載，參見白文固、超春娥著，“中國古代僧尼名籍制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62－63。
　　[19]“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頁459。
　　[20]“不空三藏表制集”卷一，“降誕日請度七僧祠部敕牒”，“大藏經(jīng)”第五十二冊，頁831。
　　[21]參見白文固、超春娥著，“中國古代僧尼名籍制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65。
　　[22]“虛唐和尚語錄”卷四，“示行者智潮”條，“大藏經(jīng)”第四十七冊，頁1013。
　　[23]“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卷十，“大藏經(jīng)”第四十七冊，頁375。
　　[24]“佛祖統(tǒng)紀”卷三十九，(CBETA, T49, no. 2035, p. 371, b9-10)。
　　[25]“釋氏稽古略”卷三，(中宗，)，“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822。
　　[26]“佛祖統(tǒng)紀”卷四十二，(CBETA, T49, no. 2035, p. 388, b13-15)。
　　[27]“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志)，頁1347。
　　[28]《佛祖統(tǒng)紀》卷四十七，(CBETA, T49, no. 2035, p. 425, c26-28)。
　　[29]“大唐六典”卷四，“祠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頁101。
　　[30]“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崇玄署)，頁1252。
　　[31]“佛祖統(tǒng)紀”卷四十，(法運通塞志.玄宗)，“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374。
　　[32]“通典”卷二十三，(職官五.吏部尚書)(司葑郎中)，頁136。
　　[33]“全唐書”卷九百六十六，闕名“請申禁僧尼奏”，頁10032。
　　[34]劉俊文撰“唐侓疏議箋解”卷十二，(私入道)條，頁932。
　　[35]辛德勇著“唐高僧籍貫及駐錫地分布”，收入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四輯，頁287－290。
　　[36]辛德勇著“唐高僧籍貫及駐錫地分布”，收入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四輯，頁297－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