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是佛教對中國的最大影響

　　王志遠

　　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里,佛教已經完成了中國化進程,并且與儒、道等思想文化互相作用,共同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王志遠教授認為,佛教的眾生平等與儒家的“仁”的精神共同造就了中國人寬厚仁愛的品性,佛教思想中的“因果”二字更是縱觀中國歷史文化所不可避免的重要存在。同時,王志遠教授為我們梳理了佛教在中國的四個傳承,揭示了中國作為佛教第二故鄉(xiāng)在佛教發(fā)展中舉足輕重的作用。

　　佛教在中國發(fā)展已經有2012年。公元13世紀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漸消亡。中國成為佛教的第二故鄉(xiāng),現在佛教在世界傳播的主流也是從中國傳出去的。

　　佛教在中國的傳承

　　佛教有著2500多年的歷史。1998年,我擔任“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組委會”的秘書長,有關部門在紀念活動的批示上加了四個字——“隆重熱烈”,這是出乎我們意料的重視。這種重視其實也反映了中國人最基本的看法,我們已經把佛教看成是自己的宗教、文化了。

　　公元前2年,西漢哀帝年間,博士弟子秦景先(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是為佛教初傳標志。至今,佛教在中國發(fā)展已經有2012年。公元13世紀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漸消亡。中國成為佛教的第二故鄉(xiāng),現在佛教在世界傳播的主流也是從中國傳出去的。南亞、東南亞地區(qū)有從印度傳出的南傳佛教,但是無論從數量、規(guī)模、典籍的保存等各方面來說都沒法和中國相比。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佛教在中國發(fā)展并向越南、日本、韓國延伸,形成整個東亞大的佛教文化圈。并且早期從日本,現在又從中國向歐洲、美洲傳播,所傳的佛教都是以中國為主。

　　中國的佛教還有著特別豐富的內容,從佛教歷史上看產生了上座部佛教(南傳佛教大部分是上座部佛教,云南西雙版納也屬上座部佛教,過去我們稱之為“小乘佛教”)、漢傳佛教(又稱為“大乘佛教”)、藏傳佛教(西藏、蒙古地區(qū),過去稱為“蒙藏佛教”)。因此,中國佛教具有四大語系:漢語系、藏語系、巴利語系、蒙古語系。按照最新觀點,我們以具有《大藏經》為標準,將佛教分為六個語系。除了梵語、滿語之外,其他比較活躍的四個語系,漢傳、藏傳、南傳、北傳佛教,其傳承都在中國的大地上。

　　過去的概念里沒有把漢傳佛教與北傳佛教進行區(qū)隔。在近期舉行的“蒙古佛教高層文化論壇”上,我們世界宗教研究所提出觀點認為蒙藏佛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蒙古族對佛教的傳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與西藏相比,有很大的獨立性。蒙古佛教有自己獨立的經典,蒙古語的經典《丹珠爾》《甘珠爾》就是蒙古文《大藏經》,而且有自己的傳承,有自己的呼圖克圖——活佛。

　　從內蒙古到蒙古,再到俄羅斯的幾個共和國,已經形成很大的用蒙古語傳播的佛教,把這些籠統(tǒng)地概括為藏傳佛教,現在看來概念上是有缺陷的。

　　過去把蒙藏佛教稱為“喇嘛教”,“喇嘛教”在涵蓋面上很清楚,但用詞不科學,相當于以“和尚教”代稱佛教,是不合適的。我的老師任繼愈先生在改革開放后撰寫《中國佛教史》時用“藏傳佛教”替代了“喇嘛教”的稱呼。不過近幾年來,我們又發(fā)現了新的問題。“藏傳佛教”的說法使人看不清來龍去脈,使蒙古這么大的一個區(qū)域、這么多的人口、這么長的傳承湮滅在“藏傳佛教”的概念里,而“藏傳佛教”則被等同于“藏族佛教”。

　　我們現在確定語系的前提是有獨立的《大藏經》,蒙古族有對《大藏經》的全部翻譯和整理,甚至在漢語本里已經散佚的,在蒙語本中還有保存,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在學術上對一個客觀的歷史狀態(tài)做描述。認識到佛教在中國的四個傳承,有助于全面、真實地認識歷史。從中亦可見,佛教對中國文化有著全面、深刻的影響。如果說儒家講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為舜堯”,佛教則是更加擴大為眾生平等,不僅人與人平等,人與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個生命。

　　眾生平等的博大精神

　　佛教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復興之中自然有著重要的作用。儒、道、佛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其實,儒、道、佛以及其他文化又是相互影響,合為整體的,需要我們去有機地繼承。

　　如果把人生中需要的傳統(tǒng)文化比做一個房子,那么儒家是這個房子的大門,其他諸子百家都是窗戶,其中兩個大的窗戶就是道和佛。沒有窗戶,房子會顯得悶;沒有大門,就沒有可進出的“道”了。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成一個體系,就是影響中國人思想的傳統(tǒng)文化。

　　但是,中國人從來都分得清主從、本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直到現在,中國仍以“三省”來評價一個人。古代把讀書人稱為“儒生”,我從來不認為這個“儒生”就是狹隘地只指儒家,只看儒家的書,而是博覽群書、讀遍各家的。例如受儒家教育的人在商場、戰(zhàn)場會很自然地應用兵家思想,而在生活中又秉承佛道精神,這在中國是極其正常而普遍的現象。

　　拘泥于孔孟學說,甚至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迂儒”才是狹窄而不全面地看儒家學說�？鬃诱f“仁者愛人”“泛愛眾”,就有人糾字眼說“人”“眾”指的是士人。其實,儒家的基本精神是“親親仁仁”,只不過這個“親”和“仁”不是毫無差別的。這是實事求是的,人不可能達到對所有人一樣的愛,因此,禮有差等,愛有親疏,這是客觀的、永遠不會改變的。

　　所以,從儒家的很多觀點來看,儒家是人生的哲學、人間的哲學,是人類社會相互關系的哲學,而不是形而上的,非常抽象的,脫離了人們生活的哲學。人生活在天地之間,社會之中,儒學還是會成為很有教益的指南。這個指南不一定細節(jié)上都準確,但是大的方向是沒有錯的。

　　佛教自傳入中國以后,給儒學作了補充,并且吸收了儒學的基本思想。比如孝順,佛教在印度有這個因素,有對父母的情感,但是不突出,加上早期佛教講究“灰身滅智”,不太強調家庭關系。進入中國之后,出家則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為歷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眾生為父母,是一種博大的精神。某種意義上,這是把儒的仁愛精神擴大了。如果說儒家講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為舜堯”,大家都有成為圣賢的可能性,佛教則是更加擴大為眾生平等,不僅人與人平等,人與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個生命。這個擴展造就了中國人寬厚仁愛的品性。古代雖然不講“環(huán)保”這個概念,但中國人對鳥獸、對生靈都是很珍惜的。

　　佛教的某些思想也曾被認為是迷信落后,我認為,脫離歷史條件,以某一時期的科技發(fā)展來盲目地批判歷史是不對的。例如輪回思想,就有其積極意義。

　　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講究“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家必有余殃”,但現實生活并不全是這樣,無法兌現的時候,人們積善的信心就可能動搖了。佛教提出業(yè)報輪回的觀念,與先前的思想區(qū)別在于:每一個人的命運是由他自己過去所作所為引發(fā)和造成的,由他本人承擔。父母這一代做的好事是由父母自己在來生得到回應,兒女自己帶來的后果受到“惡報”,也跟父母無關。這樣就從一個整體家族的互相責任,歸結到每個人要對社會負責任。

　　輪回觀念在兩個方面有著積極意義。一個方面是讓人們有信心,做一個好人,此生不能做完的,來世還可以繼續(xù)未盡的事業(yè),這就是“死而不已”。所以,佛教在歷史上是給人們帶來期望的,哪怕最苦難的時候,還有對未來的期望,尤其是對那些志士仁人而言。另一方面,輪回觀念對遏止人們做壞事有很大的作用,就像一個無形的警察要求人自律。除了道德說教、教育以外,自律在古代中國最有效的就是佛教的輪回觀念所帶來的。做了惡事要負責任,就是本人要受到報應,這是很讓一些人的靈魂戰(zhàn)栗的。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態(tài)度積極進取,以善因得善果,通過自己努力去獲得相應的福報,這種思想對社會是有積極意義的。

　　儒家的忠孝與佛家的因果

　　儒家禮樂文化是現實的陶冶。禮主差等,分上下尊卑,但是過分講究尊卑就會導致對立,因此,樂主和諧。通過兩套不同制度,禮樂在古代既保持了秩序又保持了和諧的親情。

　　佛教同樣有類似的思想。佛教主張眾生平等,但并不是說在現實生活中是平均主義,只是說每個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成佛的道路上是平等的。每個人造業(yè),包括善業(yè)、惡業(yè)、不善不惡業(yè),會有相應結果,因此每個人的福報不一樣。

　　雖然福報不同,但是佛教要求每一個人并不去埋怨別人,而是追問、叩問自己為什么沒有這樣的福報,從而經過努力去得到,因為福報是不可能無緣無故就來到自己身邊的。佛教既讓人們有一種取得平等的希望、尊嚴,又不至于在現實生活中只有永遠的攀比和無盡的埋怨。攀比只能帶來煩惱,用現在的話說是幸福指數上不去,這實際上是主觀因素,用儒家的話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我曾與河北柏林寺方丈凈慧長老談天,說到儒家和佛家兩大思想派別對中國二千多年文化的貢獻,都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儒家的兩個字是“忠孝”,以孝為本,移孝作忠。普遍來看,中國人在交朋友時會不知不覺地考察其是否孝順父母,假如風聞其不孝順,就會逐漸疏遠。孝成為最起碼的做人準則。而一個孝順的人必然會對朋友忠、對事業(yè)忠、對國家忠。儒家理論可以歸結為兩個字,即“忠孝”。

　　佛教對中國最大的影響則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后的小說,無論是從《金瓶梅》到《紅樓夢》,還是《三言二拍》等等著作,甚至戲曲,無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響。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因果相應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說,糾正不相應的因果,才能達到平衡與和諧,浮躁也就減少了。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態(tài)度積極進取,以善因得善果,通過自己努力去獲得相應的福報,這種思想對社會是有積極意義的。

　　佛教應該在社會生活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中國的佛教沒有完成現代化的轉變,上個世紀以來,佛教始終沒有作為一個健康的、主動的、積極的社會力量參與社會建設。直到近些年來,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復興的呼聲之下,人們認識到中國佛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重新加以重視。佛教得到了發(fā)展與轉變的一個契機。

　　現在離辛亥革命已經整整一百年,一百年來,中國佛教的服務對象和自身地位都發(fā)生了變化。封建時代,佛教服務于帝王、貴族,佛教徒本人就是臣民。辛亥革命之后,所有中國人變成平等的公民,不再有天子與臣民之分。佛教徒作為獨立的人,需要為現代社會作貢獻。佛教的性質也發(fā)生了變化,可是這個轉變沒有完成,公民佛教,或者說完善的平民佛教并沒有如期到來。我們需要像釋迦牟尼遍游各地、講經弘法一樣,請佛走下神壇,從社會中來,走回到社會中去。

　　佛教應該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導師、心理輔導師、人生引導者。目前這個轉變過程還只是剛剛在進行中,還有相當的一個進程。但是公民佛教的到來是必然的。

　　近年來,僧人出現青年化趨勢,和社會的距離越來越拉近,數十位乃至上百位年輕僧人在全國各地講經說法,受到了一定民眾的喜愛。他們用現代語言進行演講,將經典、古文以現代語言表達出來,帶動佛教走出經典、走出寺院,蛻變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佛教。而在這群年輕僧人之中,也將會涌現出一些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