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教授的50載佛學人生

曾任馮友蘭的課代表

　　如果從1956年方立天進入北大哲學系讀書算起，他和中國哲學打交道已半個多世紀。迄今為止，他出版專著15部，合著18部，發(fā)表論文360多篇，培養(yǎng)了40余名碩士與博士研究生，如今絕大部分是教授。

　　“學生不是來給老師打工的。”方立天語出驚人，談起如今一些導師把學生當作廉價勞動力的現(xiàn)象，他極為憤慨。“我從來不給學生制定論文選題，也不把自己課題的一部分給學生做，而是指導他們獨立思考，從興趣出發(fā)做論文。”

　　研究佛教之難，非身體力行者不能體會。佛經(jīng)難讀，卷帙浩繁，讓人頭疼。有學生請教方立天研究佛經(jīng)的捷徑，方立天給了個最笨的辦法：反復看。“一本《肇論》我曾經(jīng)看了幾十遍，才漸漸有所體悟。”

　　“立身有道，學有專長”，這是方立天的座右銘。“其實，這都是恩師馮友蘭對我的影響，他才是真正的泰斗。”

　　未名湖畔的5年學習，方立天受到嚴格的學術訓練。當時的北大，從“舊社會”過來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們都還在，哲學系里的馮友蘭、湯用彤、張岱年、任繼愈等人都還站在講臺上，這些學者無一不是學貫中西的大家。方立天求知若渴，如魚得水。

　　作為中國哲學史課的課代表，方立天與授課教師馮友蘭有了更多的交往機會。每堂課后，方立天都要搜集一些同學對課程提出的問題，然后到馮友蘭家里轉交。“師母特別客氣，經(jīng)常拿糖果招待我，吃得我滿口留香。”“馮友蘭先生講話有些口吃，但幽默風趣、邏輯性強，尤其文字表達能力更是厲害。”

　　在聽了馮友蘭幾個月課之后，受到政治運動的沖擊，馮友蘭的教學工作被停止，方立天和他的同學們成了馮友蘭親自上課的最后一批本科生。

　　在先哲的帶領下感悟?qū)W術，并受到純正學術路數(shù)的熏陶和浸染，“修辭立其誠”、“靜心專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成為方立天一以貫之的治學方法和態(tài)度。“這是我的老師對我的影響，我再把這些治學原則傳承給我的學生，為他們學術研究的成功打開登堂入室的大門。

　　“‘修辭立其誠’就是講話、發(fā)言、寫文章、治學都應堅持真實性。”方立天的弟子、人大哲學院副院長魏德東說：“老師的治學原則說得通俗一些，就是誠實做學問，把讀書和做人結合起來，維護學者的獨立人格。在學風和社會風氣追逐淺薄浮躁的當下，老師的要求能幫助我們立身有道、自尊自強。”

　　拒絕急功近利，學術思想才能與時俱進。經(jīng)過前后15年的寫作，2002年，方立天完成91萬字的巨著《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在學術界、佛教界、政界引起巨大反響，被譽為現(xiàn)代佛教哲學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

　　時任國家圖書館館長、著名佛學家任繼愈先生為該書題字“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形象地反映了方立天研究中國佛教哲學的目標一經(jīng)確定，就終身追求、矢志不渝的信念。

　　“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精思窮微著作傳九州”，國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樓宇烈以這副對聯(lián)精辟概括了海內(nèi)外學術界對方立天取得成就的一致公認。

　　9月17日，在方立天教授從教50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場，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手捧一面銀光閃閃的錫盤，上面刻著“道德文章，為人師表”8個大字，送到方立天手中。王作安感慨地說：“宗教局這幾年延攬了不少方先生的弟子，他們都已經(jīng)成為推動國家宗教事業(yè)發(fā)展的中堅力量，我要代表他們向方先生的辛勤培育表示感謝。”

宗教是文化而非鴉片

　　今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國務院小禮堂主持國務院參事、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會。身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方立天教授在會上作了“科學認識宗教的本質(zhì)與功能，提高宗教工作水準”的專題報告。

　　“2008年的五四青年節(jié)，總理來到中國人民大學看望青年學子時，我有幸見到了總理，當時總理對我說‘佛教文化是可以交流的’，這句話給我留下了親切、難忘的記憶。”這次會上，方立天懇切地指出，目前宗教方面存在的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宗教鴉片論”尚未真正澄清，以致在觀念上和行動上形成一些偏差。

　　“我在會上一再強調(diào)，宗教的本質(zhì)是文化，是信仰性的文化，宗教是一種社會文化體系，是人們的一種精神生活方式。我的發(fā)言得到了總理的肯定。”方立天回憶道，開完會，總理專門走到他面前說，“您說的宗教是文化，沒有錯”。

　　雖終日埋首于圖書館，方立天的研究卻無時不關注著時代的風云。

　　自2004年開始，方立天主持的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創(chuàng)辦了“中日佛學會議”，每兩年一次邀請兩國頂級佛教學者就雙方共同關心的主題展開討論，以延續(xù)一千多年來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慧命。

　　----日本創(chuàng)價大學高等佛教研究所所長菅野博史說，通過對話交流，兩國宗教界探討了如何承擔起對各自信徒的教育責任，從而廣泛發(fā)揮宗教的影響力，促進人類對所面臨問題的解決。

　　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與中國人民大學合作開設愛國宗教界人士研修班，方立天每期都要參加研修班的開班儀式，并親自為研修班學員授課。

　　----參加過第4期愛國宗教界人士研修班的浙江省佛教協(xié)會會長釋怡藏，在聽了方立天的講座后說：“方教授大聲疾呼，更好地挖掘整理、詮釋發(fā)揚中國佛學的精華，為構建當代世界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是今日我們宗教學者的重要責任。學者們尚有這樣的責任和志向，更何況我們這些佛教界人士？”

　　基于對宗教學理論、宗教現(xiàn)實問題的深入思考，方立天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宗教工作方針政策的貫徹與完善，宗教領域重大現(xiàn)實問題的認識與處理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說：“方立天先生是新中國培養(yǎng)起來的學者，他的卓著成就足以矗立在學術研究的光榮史冊上。”

　　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一種忠誠與智慧卻足以推動事業(yè)的長遠進步。

　　2000年，方立天出任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引入一流人才，培養(yǎng)年輕學者，如今，研究所已從建立時的5人發(fā)展到擁有專兼職研究人員20人，其中75%是教授，成為被海內(nèi)外公認的代表國內(nèi)最高水準的佛教與宗教學研究機構。2003年，他主編出版了《宗教研究》年刊，目前已成為反映國內(nèi)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園地。

　　然而，方立天牽掛的事還有很多。

　　----有的學生考上了宗教學系的本科生，卻被家里人阻止不讓上，“說明還有很多人把學宗教、研究宗教視為‘異類’，在全社會形成尊重宗教的氛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方立天經(jīng)常在作報告或公共場合講話時，呼吁大家不要給宗教扣上帽子，要用正確的心態(tài)看待宗教。

　　----每逢有政府領導出席的活動，方立天都會直言不諱：宗教在加強道德建設等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在構建和諧社會中能夠發(fā)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憂之切，因為愛之深；愛之深，所以盼之切。如今，78歲的老人將學術重心轉向中國儒釋道三者關系的研究，期望以此把握中國文化的特質(zhì)，并為全球化時代東西方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作出自己的思考。

　　“我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觀的研究者。”方立天最欣賞“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這句古訓。“治學要有正確的立場，維護自己的人格，言論不能嘩眾取寵，也不能故弄玄虛。”

　　雖然不是佛教宗派的信徒，但方立天承認，佛教義理探討安身立命之道，凝結古人深層智慧，對他的生活和思想產(chǎn)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的工作、事業(yè)取儒家態(tài)度，積極有為，自強不息；生活和名利上則兼采道家、佛教思想----順其自然，淡然處之，追求一種精神價值，這也是一種不爭而爭吧。”

清水下的三顆“雨花石”

　　方立天老師平日同我的交往，真的是“淡如水”，但在我心中，這一泓清水的底下，卻沉積著三顆小小的“雨花石”，那上面刻的是“欽佩”、“感謝”和“學習”。

　　近些年來，方老師可謂聲譽日隆，不過我們應該都記得方老師幾十年前的境遇，那恰如陸游所詠之梅：“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我至今記得，1989年6月3日晚，我送兩冊博士論文到他在人民大學“靜園”的家中，眼見這位我很欽佩的老師住在狹窄、陰濕、昏暗的斗室，心中真不是滋味。當然，在那些年里，中國絕大部分大學教授的生活狀態(tài)都是如此，大家也司空見慣。

　　在那個年代，尤其是經(jīng)過“文革”破“四舊”、“狠批封資修”的暴風驟雨，在當時被稱為中國“第二黨校”的中國人民大學，鉆研被稱為“唯心主義”、“封建迷信”的佛教，一般人很難理解方老師的研究。然而方老師依然數(shù)十年如一日，鍥而不舍，用一副弱小的身軀和一顆堅韌的匠心，去鏤刻那佛學的堅硬金石，終于完成了置于大家案頭的如許學術精品，這實在令人不能不從心底欽佩！

　　方老師還是一個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的生活更有意義的人。其實，我在17歲時就下鄉(xiāng)當民辦教師，20歲時再次下鄉(xiāng)在小學任教；后來返城，又在不同的中學教不同的科目；甚至讀大學本科時也在醫(yī)學院任教，碩士畢業(yè)后又任教；攻讀博士時，在中國文化書院、魯迅文學院、北京大學等處講課�？傊�，我似乎與教書這一行天生有緣。但是，在取得博士學位以后，盡管偶爾應邀講講課，卻因為天性不好動，又因為喜歡自己的專業(yè)，我在中國社科院宗教所，埋頭一干就是12年。

　　2000年夏，方立天老師找到我，鄭重邀請我來人民大學任教。他當然說到了教書育人對培養(yǎng)學科后來人的重大意義，而且還說到教育部批準人民大學成立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基地，必須要有佛教和宗教學理論兩個方面的學科人才。他的坦誠令我感動，“教書育人”也令我心動，但我并未立即答應調(diào)動，而是猶豫了一年多。直接的原因，是我覺得與社科院的同事相處得不錯，不好意思提出離開；深層的原因，是自己生性懶惰又兼“完美主義”，做事太慢而有“文債”壓力，所以害怕“教書育人”再增添時間壓力和精神壓力。就這樣，又想教書，又怕教書，“利”亦在此，“弊”亦在此，由于委決不下，就用別的一些理由來推托。不料，2001年夏，在我去香港做訪問教授而逃避抉擇期間，碰巧方老師也到香港做訪問教授。方老師專門找我和夫人長談，徹底打消了我的顧慮。于是，在2001年秋，我終于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走進了中國人民大學----就我而言，從閉目塞聽的象牙塔，走向生氣勃勃的大學生，壓力很大，意義更大。為了終于走回這條我天生應該走的道路，我要永遠感謝方老師！

　　到人大整整10年了，對方老師有了更多的了解。以我的感受而言，除了行事低調(diào)、待人誠懇、腳踏實地、慎言篤行等大家熟悉的特點，方老師給我印象最深的品格，是實事求是的學術作風和虛懷若谷的開放心態(tài)，這恰恰是當代學者最需要的品格。

　　眾所周知，方老師多年的佛教研究和中國哲學研究，都是以詳細、大量地占有資料為基礎，言必有據(jù)，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不發(fā)那種不顧事實的高論，也不寫那類無法論證的虛言。正因為堅持了這種實事求是的學術作風，才有了真正虛懷若谷的開放心態(tài)。他的虛心不是外表的“謙虛”，而是對自己之強弱、長短、優(yōu)劣的真正意識，對自己研究領域、局限、界線的真正意識。他的開放心態(tài)，來自他對社會現(xiàn)實實事求是的直接面對，對文化危機實事求是的憂患意識。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在當年邀請我來人民大學時坦誠直言，除了佛教研究人才以外，研究所還需要宗教學理論人才；他才會在不久前論及社會上對宗教的過時認識時，不諱言宗教政策方面的問題；他才會在一個滿座高官耆儒的會場上，作為一位佛學老專家而坦言對基督教應該抱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

　　所有這些，都來自方老師實事求是的學術作風、虛懷若谷的開放心態(tài)。想到這些，我必須說，在方老師從教50周年之際，我的心里不僅有欽佩和感激之情，也有向他學習、以他自勉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