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簡介

太虛大師簡介

　　太虛，法名唯心，字太虛，號昧庵，俗姓呂，乳名淦森，學名沛林，生于清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90年1月8日），圓寂于公元1947年，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鄉(xiāng)），生于浙江海寧，近代著名高僧。1904年，太虛大師十六歲去蘇州小九華寺禮士達上人為師，師為取法名唯心。是年九、十月間，士達上人攜大師往鎮(zhèn)海拜見師祖奘年和尚，和尚為取法號太虛。太虛大師是中國近代佛教改革運動中的一位理論家和實踐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振興佛教、建設新佛教文化的事業(yè)。

太虛大師生平簡述

　　宣統(tǒng)元年（1909），隨寄禪和尚參加江蘇省僧教育會，并在南京從楊文會居士學《楞嚴經(jīng)》，后又就蘇曼殊學英文。三年赴廣州弘揚佛法，被推為白云山雙溪寺住持。

　　民國元年（1912），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虛從廣州返南京創(chuàng)立中國佛教會，第二年并入以寄禪和尚為會長的中華佛教總會，太虛被選任《佛教月刊》總編輯。不久，寄禪和尚逝世，太虛在其追悼會上提出進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chǎn)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號。撰文倡導“佛教復興運動”和改革舊的僧團制度。由于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舊派的反對，乃辭去月刊總編職務，轉(zhuǎn)入普陀山閉關潛修佛學。閉關兩年間，深研佛學法相唯識諸宗經(jīng)論，旁及中、西哲學諸論著，法學精進，深有所得。民國五年出關后，即赴臺灣、日本考察佛教，進行講學。

　　民國七年（1918）從日本回國后，在上海與陳元白、章太炎、王一亭諸名士創(chuàng)設“覺社”，主編《覺社叢書》。翌年改《覺社叢書》為《海潮音》月刊。月刊持辦30多年，從未中輟，成為中國持辦時間最長，普及影響最廣的佛教刊物。

　　民國十一年（1923），太虛受聘任湖南大溈山寺住持，隨后于武昌創(chuàng)辦武昌佛學院，招收緇素佛教青年入院修習佛學，培育一批德學兼?zhèn)涞纳�伽人才。十二年夏，往廬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學講習班，并發(fā)起籌辦世界佛教聯(lián)合會。翌年夏，佛教世聯(lián)會正式成立，太虛被選為首任會長。十四年往山西朝禮五臺山，應山西都督、省長閻錫山之請，在太原宣講佛學。同年10月，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并考察日本佛教。自日本回國后，又應邀前往新加坡弘法。

　　民國十六年（1927），南普陀寺首屆方丈會泉法師任期屆滿，極力推薦太虛繼任方丈和閩南佛學院院長，當即推舉轉(zhuǎn)逢和尚為代表，往上海敦聘太虛來廈就任。是年5月，太虛應聘來南普陀寺就職。由于他經(jīng)常外出弘法，議定請轉(zhuǎn)逢和尚都監(jiān)，在他外出時代為掌理寺務和學院事務。十七年，太虛往南京講學，并籌備創(chuàng)設中國佛學會。是年秋，會泉法師鼓勵并資助太虛出國考察講學，遍歷英、德、法、荷、比、美諸國，宣講佛學。并應法國學者建議，在巴黎籌設世界佛學苑，開中國僧人跨越歐美弘傳佛教之先河。

　　民國十八年（1929），太虛游歷歐美各國歸來后，即來廈親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閩南佛學院事務，并倡議組織思明（廈門）佛教會。在廈期間，積極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揚《建設現(xiàn)代中國僧制大綱》，以倡導“對三寶之誠信產(chǎn)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學養(yǎng)成僧格”。嗣又通過佛教會的組織力量，對廈門一些規(guī)戒廢弛的寺巖進行整頓。同時又對閩南佛學院的學制和教學內(nèi)容進行改革，增設研究生部，分立專修科系，由研究生員自由選修。還親自為學僧講學，要求學僧要“學行”雙修，講論《僧教育要建立在律儀之上》。并先后開講《佛學之宗旨與目的》、《學僧佛學綱要》，又以《現(xiàn)代僧教育之危亡與佛教之前途》為題，極力反對士大夫經(jīng)院式的法師傳法的僧教育方式。鼓勵學僧要以振興佛教、昌明佛法為己任，養(yǎng)成刻苦耐勞的體魄和清苦淡泊的志愿，為興教獻身而勇猛精進。閩院經(jīng)太虛的親自教誨和整頓，院風院貌煥然一新，進而使學院成為全國一流的典型的佛教高等學府，蜚聲中外，造就一批德才兼?zhèn)涞拿�僧大德。閩院畢業(yè)的學僧，遍布海內(nèi)外，有的從事佛學研究，成為國內(nèi)外知名的大法師，有的住持名山巨剎，成為振興佛教的棟才，如竺摩大師等。至今還有些住持叢林禪院的高僧，猶是當年受太虛親自教誨的學僧。

　　太虛在廈門，還經(jīng)常應各界的邀請，到處講學，如多次應邀赴廈門大學演講，主題有《佛學在今后人世的意義》、《世界亞、歐、美佛教之鳥瞰》；為廈大心理學會講《夢境》，為哲學系師生講述《法相唯識學概論》等。此外，還為雙十中學開講《民國與佛教》；應鼓浪嶼武榮中學之請講述《釋迦牟尼的教育》；于中華中學講《歐、美佛教概況》；為廈門青年會開講《新青年與救國之道德》；還在蔡吉堂居士的涌蓮精舍，多次開講《唯識十三論》等經(jīng)學論著。

　　民國二十二年（1933），太虛連任南普陀寺兩屆方丈（兼院長）任滿，引退返滬，但仍與廈門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二十四年再度卓錫廈門講學，在佛學會和閩南佛學院，開示論題為《佛學會與實現(xiàn)佛化》、《佛化與現(xiàn)代中國》和《法師與學僧應如何愛護學院》等。鼓勵佛學會眾會員，要把研究佛學與實現(xiàn)佛化人間的行為結(jié)合起來，為振興佛教做貢獻。諄諄教誨學院師生，要愛國愛教，樹立為國家為佛教的興亡而獻身的精神。

　　民國二十六年（1937），抗戰(zhàn)爆發(fā)，太虛為抗日救國奔走，呼吁全國佛教徒行動起來，投入抗日救國運動。并首先發(fā)表《電告日本佛教徒書》，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殺”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zhàn)爭。同時又通電全國佛教徒，播講《佛教與護國》的論述，動員組織“佛教青年護國團”，積極參加救護工作、宣傳工作以至地下斗爭工作。并響應“航空救國”和“傷兵之友”等抗日愛國活動，募資捐款支援前線。二十八年，發(fā)起組織佛教“國際訪問團”，遠赴緬甸、印度、錫蘭以及星、馬各地，宣傳抗日救國，發(fā)動各地華僑、華人和廣大佛教徒、佛教團體，積極支援祖國抗戰(zhàn)。三十二年，與于斌、馮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將領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組織中國宗教徒聯(lián)誼會，呼吁全國各宗教團體和全體宗教徒團結(jié)起來，一致抗日。因其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6年元旦，國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領袖勝利勛章。

　　太虛為現(xiàn)代中國佛教愛國、愛教的僧伽楷模，他不僅為愛國護教做出重大的貢獻，而且對培育僧才，整頓僧制更不遺余力。太虛一生創(chuàng)辦或主辦的僧教育學院有：閩南佛學院、武昌佛學院、世界佛學苑、重慶漢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創(chuàng)辦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覺群周報》等。組織佛教團體有世界佛教聯(lián)誼會、中國佛教會、中國佛學會、中國宗教聯(lián)誼會、世界素食同志會等等�？箲�(zhàn)勝利后，受任為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主任、國民精神總動員會設計委員等職。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論》、《釋新僧》、《新的唯識論》、《法理唯識學》和《真現(xiàn)實論》等等。后由其門下弟子編輯《太虛大師全書》行世。

　　民國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太虛于上海玉佛寺圓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顆。廈門分得舍利多顆，三十七年由其皈依弟子蔡吉堂、許宣平、虞愚等為建舍利塔于虎園路半山堂。1984年遷建于南普陀寺后五老峰山頂太虛臺上。太虛臺前亭后塔，亭中立一石碑，高約2米，上鐫當代畫家豐子愷為太虛大師造像。造像法相莊嚴安詳，神態(tài)栩栩如生。像下有書法大家虞愚題銘，銘志大師住世大德。

　　另外根據(jù)《佛光大辭典》記載：太虛大師為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并派遣學僧分赴西藏、印度、錫蘭等地留學，以從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其造就培養(yǎng)之人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大醒、大勇等人。其中以芝峯法師、法舫法師、大醒法師、法尊法師，此四位法師世稱“太虛大師座下四大金剛”。

太虛大師的貢獻

　　大師對于佛教改革的主張和實踐是多方面的，而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

　　這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歸納的：“志在整興佛教僧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對此，他自述說：“斯志斯行，余蓋決定于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也。”再進一步講，此“志行之所在”，也是他“將奉之以盡此一報身，而為長劫修菩薩道之資糧者。”所以，從這兩方面入手來探討太虛大師對中國近代佛教發(fā)展的構(gòu)想與貢獻，無疑是最為恰當?shù)�。所謂整興佛教僧會，就是要從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團）和在家的居士正信會兩方面來整頓和振興佛教。大師認為，在家信眾和出家僧眾是相輔相行的，佛教的振興必須落實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圓滿。所以，他積極支持和協(xié)助各地信眾組織成立佛教正信會，為廣大信眾講經(jīng)說法。他主張以五戒十善作為在家信眾的根本，培養(yǎng)善美的人倫道德，改善社會風尚。不過，與此相比，整頓僧伽制度顯得更為重要和根本，因為僧伽是“住持三寶之本”。

　　早在1913年，大師在寄禪和尚的追悼會上，針對當時佛教叢林存在的積弊，就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產(chǎn)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這里，教理革命的中心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積極倡導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國家社會。教制革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眾的生活、組織制度，建立起適應時代需要的住持僧團。教產(chǎn)革命的中心是要變按法派繼承寺廟遺產(chǎn)的舊規(guī)為十方僧眾公有制，并作為供養(yǎng)有德長老，培養(yǎng)青年僧伽，興辦佛教事業(yè)之用。

　　在這三大革命之中，大師又認為以“教制革命”為根本。因為，只有培養(yǎng)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嚴格的組織制度，“教理”和“教產(chǎn)”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證。所以，他在以后的實踐中主要是從興辦僧伽佛學院，培養(yǎng)新的僧伽人材著手。由大師親手創(chuàng)立、主持或講過學的佛學院有：“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柏林教理院”、“漢藏教理院”等。當時，在大師僧教育思想和實踐的影響下，還創(chuàng)辦了許多佛學院。這些佛學院為中國近代培養(yǎng)一大批、好幾代優(yōu)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澤惠及于今。

　　所謂“瑜伽菩薩戒本”，是指從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初持瑜伽處戒品”中節(jié)錄出的《菩薩戒本》。太虛大師認為，佛教統(tǒng)攝于教、理、行、果，而其要則在于行。行有無數(shù)量，而其本則在于戒。戒有種種，而其歸則在于菩薩戒。大師之所以要以“瑜伽菩薩戒本”所示之菩薩戒為歸，這是因為他認為，此戒以“饒益有情，專以舍己利他為事”，而這正是“菩薩之入俗，佛陀之應世”的根本宗旨。由此，他強調(diào)指出：“必能踐行此菩薩戒，乃足以整興佛教之僧會”

　　反之，又“必整興佛教之僧會，此菩薩戒之精神乃實現(xiàn)。”（《志行之自述》）基于以上對于佛教根本精神的認識，太虛大師指出，近代佛教應當朝著建設“人生佛教”的方向發(fā)展。他在1928年發(fā)表的《對于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一文中，從四個方面具體地闡發(fā)了建設人生佛教的問題。他認為，由于時代的發(fā)展，中國從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將為提取了“中國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現(xiàn)代世界科學文化的精華”所建設起來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當如此，而連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薩行，而建設由人而菩薩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來的寺僧，而建設適應現(xiàn)時中國環(huán)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傳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眾，及開化舊的信佛民眾，團結(jié)組織起來，而建設適應現(xiàn)時中國環(huán)境的佛教信眾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國的全民眾，使農(nóng)工商學軍政教藝各群眾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養(yǎng)成中華國族為十善文化的國俗，擴充至全人世成為十善文化的人世”。這是太虛大師構(gòu)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藍圖，雖說后來這些理想并未能實現(xiàn)，大師晚年還寫了《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一文來總結(jié)過其中的教訓。但是，大師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總方向和他的實踐精神，至今仍在激勵著中國的廣大佛教僧伽和信眾去為之奮斗。

　　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饒益有情”的精神去改進社會和人類，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嘗說：“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間生活，而導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圓佛即成”等口號，以鼓勵僧眾和信眾從現(xiàn)實人生出發(fā)，由自身當下做起。這也就是說，成佛就在人的現(xiàn)實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為中。否則，人格尚虧，菩薩的地位便無處安置，更談不上佛陀果成了。太虛大師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說說明了人生佛教的這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xiàn)實”（《即人成佛的真現(xiàn)實論》）。本書選入的《真現(xiàn)實論》是大師為揭示佛教為一面向現(xiàn)實的宗教所做的理論論證，也是他建設人生佛教的理論基礎。

　　太虛大師一生可書之行實極多，這里僅就一個方面做了一些簡要的介紹。大師學識廣博、思想深邃，他兼通內(nèi)學外學、舊學新學，融會唯識中觀、法性法相，在佛學和世學理論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深的見解。大師著述等身，今已由其弟子印順法師等匯編成《太虛大師全書》，甚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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