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晉譯華嚴內容的變化

　　從晉譯華嚴的翻譯至唐譯華嚴的譯出，其間經過了將近三百年的時間，在這三百年中，華嚴眷屬經類不斷地傳入，對此晉譯華嚴的影響自是可想而知。法藏法師曾對華嚴的支流品類作過歸納，法藏法師共列出有三十六部，這些支流分別與《華嚴經》的名號品、凈行品、十住品、十地品、性起品等相對[33]。

　　雖說這此些支流的傳入會對晉譯華嚴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一直到唐朝，并無有確實的記載明了地說明對《晉譯華嚴》作了何種改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支流的傳入，在流傳的過程中難免會讓人們對《華嚴經》的內容是否完整等一些問題而作出思考。

　　晉譯《華嚴經》內容上的變化，有記載的應是對《華嚴經·入法界品》的補充，這是在眾多的傳記、論著中都有記載的，如澄觀法師在其《大華嚴經略策》中就將補充后的《華嚴經》與晉譯華嚴經當作兩部《華嚴經》區(qū)分來看。澄觀法師說：

　　此不思議經晉朝方有，前后傳異四本不同。一晉義熙十四年，北天竺三藏佛度跋陀羅唐言覺賢于揚州謝司空寺即今上亢興嚴寺翻梵本三萬六千偈成晉經六十卷。沙門法業(yè)筆受慧嚴慧觀潤色。二大唐永隆元年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此云日照于西京太原寺即今長安崇福寺譯出入法界品內兩處脫文。一從摩耶夫人后至彌勒菩薩前中間天主光等十善知識。二從彌勒菩薩后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善知識前中間文殊申手摩善財頂十五行經。即八十卷經之初。大德道成律師薄塵法師大乘法師等同譯復禮法師潤文……[34]。

　　對于晉譯華嚴經來說，在唐朝以前是否有人作過增改，現在不能確定。不過，唐朝時中天竺三藏日照法師帶來梵本，與《華嚴經·法界品》對照之后，發(fā)現《法界品》中有兩處脫文，所以將其補上�，F在流通的《晉譯華嚴》經本，應即是這補上的《華嚴經》的卷本，而對于原來有“脫文”的《華嚴經》，現已很難看到。

　　依《華嚴經傳記》記載，日照法師是年幼出家，住摩訶菩提及那蘭陀寺。于唐高宗時來到中土，與道誠、薄塵等京師十大德在魏國西寺翻譯經論。時華嚴三祖法藏法師在研習“華嚴”的過程中，往往對晉譯《華嚴》以經義上的不完整而感慨。見日照法師在此翻譯經論，就前往相詢。發(fā)現在日照法師所帶來的經藉中有《華嚴經》的第八會的梵本。于是法藏法師就與日照法師將《晉譯華嚴》與所帶來的梵本相對，發(fā)現了有關善財參訪善知識中所缺漏的天主光等十余人的經文。就將“脫文”譯出，對晉譯華嚴進行補缺[35]。

　　實際上，就法藏法師與日照法師所譯的《華嚴經》的“脫文”來說，本就應該是其時在印度流行的單品經，因為依《華嚴經傳記》中的記載，日照法師帶來了《華嚴經》的第八會文，并沒有說日照法師帶來其它品會的梵本。而且從現存的經錄中，還可以看到有關日照法師所譯《入法界品》經目的記載。

　　最早對日照法師所譯的第八品會作出記載的經錄就是唐明佺等撰的《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二中，說是在大唐垂拱元年（685年），沙門地婆訶羅（即日照法師）于西京西太原寺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續(xù)入法界品》一卷（十一紙），由于是新譯不久，在前人的經錄中無有記載，所以《大周目錄》特別注上是“新編入錄”[36]。而且在《大周目錄》卷十三中說，此《續(xù)入法界品》也被編入“入藏錄卷上”中[37]。在后來的《開元釋教錄》以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都依據《大周錄》對此《續(xù)入法界品》作了記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在《開元釋教錄》，還是在《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中都有這么一句話：“或無續(xù)字”，尤其是《開元釋教錄》，在卷十一、卷十九、卷二十[38]等三處對之進行了記載。這說明，日照法師所譯的第八會經文，其譯經的目的雖然是為了補《華嚴經入法界品的脫文》，但其實際上是將《入法界品》的全文譯出來了，其所譯出的本就是《入法界品》的別行的單品經，只是因為其譯經的目的是為了補缺，故稱之為“續(xù)”。

　　從晉譯華嚴經的譯出，到日照法師的補缺，其間經過了二百六十年左右的時間，雖說有史可查的只是日照法師對《華嚴經》的增補，實際上，在這二百多年的時間里，從印度流傳過來的華嚴支流別品不在少數，后人依據這些單行本對《華嚴經》進行增補也不是沒有可能。

五、六十卷與五十卷之別

　　在今天，當我們談論《華嚴經》時，我們一般的都說有三種華嚴經本。而象澄觀法師（738—839）說四種華嚴經本的人已經不多了，而且在澄觀法師的這四種《華嚴經》里，還沒有包括后來所說的四十華嚴，《四十華嚴》譯于貞元十二年，是晉譯華嚴和唐譯華嚴的“入法界品”的別行經本。按我們現今說三種華嚴經本的說法，如果依澄觀法師的所說，則應是五種華嚴經本了。只是對于現今所流行的經本來說，不論是晉譯華嚴，還是唐譯華嚴，其中的“入法界品”，都已經是補缺完整的了，而對于有“脫文”的華嚴經本，似乎現在即使要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在我們的習慣中，所使用的就是晉譯華嚴、唐譯華嚴與四十華嚴這三種華嚴經本了。

　　同樣，在我們的記憶中，晉譯華嚴就是《六十華嚴》，這似乎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只是，當我們翻開一些經錄，看看其對《晉譯華嚴》所作的記載時，就會發(fā)現《晉譯華嚴》并不是只有六十卷的分卷方法。也有說其是五十卷的。因為在經錄中記載時往往有這么一句話：“或五十卷”。但是就此《晉譯華嚴》是五十卷，或者是六十卷，以及在這五十卷與六十卷之間的關系、形成等問題上，在諸經錄中的說法不一。

　　在隋靜泰所著的《眾經目錄》卷第一中說：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一千八十七紙），晉義熙年，佛陀跋陀羅共法業(yè)等，于楊州譯成五十卷[39]。

　　在靜泰的看法中，晉譯華嚴最初譯出時是五十卷，但后來如何變成六十卷，靜泰并沒有作出交代。但是其在標出此《華嚴經》卷數時，首先標出是六十卷，這說明在靜泰時所看到的經本即是六十卷的華嚴經本。

　　在道宣的《大唐內典錄》卷第三中這樣說道：

　　華嚴經五十卷（義熙十四年于道場寺出至宋永初二年方訖或六十卷見竺道祖晉世雜錄）[40]。

　　在這里，道宣法師首稱是五十卷，并將其譯出的時間說清楚了，然而他又說“或六十卷”，在他說“六十卷”時，特別強調了，是見竺道祖的《晉世錄》，說明道宣法師最初見到的華嚴經本是五十卷本。不過，道宣法師在知道有六十卷本《華嚴經》時，一定曾對其進行過研究，所以他在后來寫《大唐內典錄》第六卷時，就有了其自已的觀點：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一千八十七紙或五十卷者南本），東晉義熙年，佛陀跋陀羅于楊都譯[41]。

　　從這一段中可以看出，在道宣法師時，五十卷與六十卷華嚴同時存在，只是五十卷本是南本，而六十卷《華嚴經》是北本。那么可以說，在晉譯華嚴的流傳過程中，有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同時流行，最少到唐朝，到道宣法師時，五十卷本還在流通。

　　對于此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之間的關系，智升法師曾在其所撰的《開元釋教錄》卷三中作過討論：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初出元五十卷，后人分為六十，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得梵本來，義熙十四年三月十日，于道場寺出。元熙二年六月十日訖。法業(yè)筆受。見祖佑二錄）[42]。

　　依照智升法師的看法，晉譯華嚴經本最初譯出之時是五十卷本，只是由于后人在流傳的過程中，將其分化成六十卷本而已。但是何人將五十卷本分為六十，是何時分為六十，智升法師并沒在作出交代，所以這種看法雖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只能算是智升法師自已的推斷。

　　新羅崔致遠在為法藏法師作傳時，也曾對此晉譯華嚴的五十卷與六十卷本的關系作過介紹，崔致遠說：

　　龍勝誦傳下本滿十萬偈。東晉廬山釋慧遠，以經流江東多有未備。乃令弟子法凈法領等踰越沙雪遠尋眾經。法領遂至遮拘盤國。求得前分三萬六千偈來歸。時有佛賢三藏為偽秦所擯投趾東林……賢后至建康。于道場寺譯出領所獲偈。南林寺法業(yè)筆受成五十卷。……東安寺慧嚴．道場寺慧觀．及學士謝靈運等，潤文分成六十卷[43]。

　　若然崔致遠所說是事實的話，則此《華嚴經》的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的關系大致應該說是比較明白的了，因為在前面述說《華嚴經》的翻譯時也曾經談及，此晉譯華嚴從義熙十四年（418年）三月十日開始翻譯，到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十日翻譯完畢。其間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此間所翻譯的經卷應為五十卷。而后又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東安寺慧嚴、道場寺慧觀、學士謝靈運等，對《華嚴經》進行潤文，到了大宋永初二年（42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校對完畢�？梢韵胂蟮氖�，在對《華嚴經》進行潤文的過程中，慧遠等必是對晉譯華嚴在文字上進行了增補，使其文意更加通俗明了，在卷數上而言，自是從五十卷而變成了六十卷本了。

　　從道理上來講，這種說法應該是可信的，也基本上解決了前面的《華嚴經》的筆受與潤文之間的一些問題，即是為什么有的傳記中在提及筆受時只說法業(yè)一人，有的傳記中說有法業(yè)、慧觀、慧嚴等為筆受潤文。這只是因為在翻譯成五十卷晉譯華嚴時，法業(yè)為筆受，后來由慧觀、慧嚴等進行潤文。而成六十卷而已。

　　就五十卷與六十卷華嚴之間，《晉譯華嚴》何時獨行于世，這是一個問題，因為在現今來說，已不見五十卷本的《華嚴經》流通。不過，從智儼、法藏對華嚴經進行注疏來看，其所注的疏都是六十卷本。則可以說，在智儼、法藏時代，《六十華嚴》就已經非常普及。要不然，法藏法師在其《探玄記》卷一“部類傳譯”中，不會說：“略本者，即是此土所傳六十卷本”。這有二種情況：一是，在法藏時候，五十卷本幾乎已經停止流通，在社會上所流通的全部是六十卷本。因為在法藏的其它著作中，也未見有五十卷本的說法；二是，在法藏時候，南方還有五十卷本的流通，只是由于智儼法藏所弘揚的六十卷本的影響，五十卷本慢慢絕跡。因為智儼法藏一向被視為華嚴正統(tǒng)。尤其到了法藏時代，華嚴經學到了一個高峰，華嚴宗到了鼎盛時期，人們自然以其為馬首。

　　雖說到了法藏時期，已經普遍流傳六十卷本《華嚴經》，但是，前面已經提及的是，澄觀法師曾將《晉譯華嚴》當成兩種《華嚴經》本來看。這就是有沒有增加“脫文”的問題。實際上這兩種六十卷華嚴經本也就是智儼法師與法藏法師所各自采用的兩種華嚴經本。因為脫文到了法藏時期才被補上�？梢韵胍姷氖�，法藏法師與智儼法師所修習的《華嚴經》的經本不但在“脫文”是否增補上不同，就是在華嚴經卷的分類上也不定相同，因為在《入法界品》中，日照法師增加了兩處脫文，尤其是所缺的善財童子參訪的善知識十人，不可能在增加到一卷里之后，而其卷幅的大小無有絲毫變化。所以其在其他的卷幅的大小必會作相應的調整。

　　就現在所流傳的華嚴經本，其對卷幅的分類也不定相同，因為在流傳的過程中，由于對華嚴經的理解上等不同，以及所抄經紙張大小等種種諸多的原因，對華嚴經的分卷也不相同。就以金陵記刻經處本與《大正藏》中華嚴經本來比，在第一卷中，金陵刻經處版是以“善化天王”所說偈頌作為本卷的收尾。而在《大正藏》中的第一卷，卷幅就比金陵刻經處版的卷幅大，《大正藏》將“善化天王”所說偈頌之后的“兜率天王與夜摩天王”所說的偈頌也收歸在第一卷。

　　如此，從第一卷向后，每一卷對經文的分段自也不盡相同，只是最后同到六十卷結尾而已。

　　從這一點來看，智升法師所說的后人將五十卷華嚴分成晉譯華嚴的看法有一定的可能，但是何時何地分成卻是說不清的。但是若依智升法師的說法，則是此五十卷與六十卷本在內容上完全一樣。不過，私下里卻還是同意崔致遠的說法，五十卷本是法業(yè)與佛陀跋陀羅譯出的，而六十卷本是慧觀等人潤色校對而成的。因為畢竟校對潤色了一年半的時間，在這一年半的時間里，原先法業(yè)筆受的五十卷經本完全可能從揚州向外流傳開去，這就形成了南本。而在一年半之后，六十卷本潤色完備，開始在全國流通，因為五十卷本在文義、語句上不及六十卷本，所以五十卷本只限在南方流通。

　　智升的五十卷本分成六十卷本的說法，有一定可能，但并不可靠，因為從晉譯華嚴翻譯到唐朝智升法師時，也不過就只有三百多年的時間。若說五十卷變成六十卷，那么從法藏到現今，已有一千三百年的時間，《華嚴經》的卷數更應發(fā)生變化，何況法藏法師與日照法師對照梵本，對《入法界品》增加了兩處脫文，《華嚴經》的卷數更有理由變化，但考現在所流傳的華嚴經本，除了卷幅分類在經文的前后所斷處有所不同之外，《華嚴經》的實際卷數并沒有發(fā)生變化。

后說

　　晉譯華嚴的翻譯流傳，這之間發(fā)生的變化對華嚴經學的研究是有著很大的影響，從五十卷本到六十卷本的變化，從晉譯華嚴到唐時日照法師與法藏法師對“入法界品”增補脫文的變化，這之間對華嚴經學的影響都是可以想見的。

　　在晉譯華嚴流傳的過程中，從印度不斷有華嚴支流別品流入中土，這些支流別品對晉譯華嚴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雖然從史料中尋不到依據，但是日照法師與法藏法師對晉譯華嚴增補的事實，說明在晉譯華嚴在流傳的過程中，有人依據華嚴支流別品對此晉譯華嚴進行增補還是有可能的。

　　華嚴經學的完整也是隨著《華嚴經》內容的完整而完整，如智儼時期的華嚴經本與法藏時期的華嚴經本在經文上相比就有著缺漏。之因為如此，法藏在智儼法師的華嚴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華嚴經學思想也就更加完整，更有系統(tǒng)，而到了澄觀時代，由于《八十華嚴》的普及，澄觀法師又在法藏法師的華嚴思想上，更加完善華嚴一乘圓融思想的理念。

　　本文的重點即是對華嚴的翻譯、流傳作一個系統(tǒng)的歸納，認為之所以歷代傳記中對筆受記載的不同，是由于此晉譯華嚴在翻譯完備之后又進行了潤色。在而未成潤色之前是法業(yè)筆受，所以有的傳記中只說法業(yè)一人筆受。在翻譯完備后，慧觀等人又對之進行了潤色，所以有的傳記中在記載譯場中的筆受時，將筆受與潤色同時標列。所以有將法業(yè)、慧觀等人同進標為筆受的說法。而正是在潤色的這一年半的時間內，未曾潤色的華嚴經本已開始由揚州向外流傳，這就是南本五十本的流傳。五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的區(qū)別在于是否進行過潤色。而到了智儼、法藏時期，由于法藏、智儼都是在北方，所用的都是六十卷本，且智儼、法藏的華嚴思想被視為正統(tǒng)的華嚴思想。由于這個原因，五十卷本漸漸失去流通的價值。所以后來的人也就很難再見到五十卷本的晉譯華嚴經了。

　　[1] 法藏法師生于643年，圓寂于712年，而《八十華嚴》始譯于699年，故作此說。

　　[2] 見《大正藏》中所收《晉譯華嚴》的后記，《大正藏》卷9，788頁。

　　[3] 僧佑法師著《出三藏記集》卷九，《大正藏》卷55，61頁。

　　[4] 慧皎法師撰《高僧傳》，《大正藏》卷50，335頁。

　　[5] 《大正藏》卷22，567頁。

　　[6] 慧皎法師著《高僧傳》卷六‘慧遠’傳，《大正藏》卷50，359頁。

　　[7] 文才法師述《肇論新疏》卷中，《大正藏》卷45，223頁。

　　[8] 文才法師述《肇論新疏》卷中，《大正藏》卷45，223頁。

　　[9] 道世撰《法苑珠林》卷第89，《大正藏》卷53，944頁。

　　[10] 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卷49，604頁。

　　[11] 法藏法師所著的《華嚴經傳記》卷一，《大正藏》卷51，154頁。

　　[12] 唐惠英撰胡幽貞纂《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大正藏》卷51，173頁。

　　[13] 志磐著《佛祖統(tǒng)計》，《大正藏》卷49，267頁。

　　[14] 梁 慧皎撰《高僧傳》，《大正藏》卷50，335頁。

　　[15] 梁 慧皎撰《高僧傳》卷三的“智嚴傳”，《大正藏》卷50，339頁。

　　[16] 胡幽貞篡《大方廣華嚴經感應傳》，《大正藏》卷51，173頁。

　　[17] 胡幽貞篡《大方廣華嚴經感應傳》，《大正藏》卷51，173頁。

　　[18] 宋 志磐撰《佛祖統(tǒng)計》，《大正藏》卷49，342頁。

　　[19] 法藏著《華嚴經傳記》，《大正藏》卷51，154頁。

　　[20]《高僧傳》，《大正藏》卷50，368頁。

　　[21]《大正藏》51，158頁。

　　[22]《大正藏》卷50，368頁。

　　[23]《大正藏》卷50，368頁。

　　[24]《大正藏》卷50，368頁。

　　[25]《大正藏》卷55，357頁。

　　[26] 澄觀法師著《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卷36，110頁。

　　[27] 僧佑法師著《出三藏記集》，《大正藏》卷55，102頁。

　　[28] 慧皎撰《高僧傳》，《大正藏》卷50，335頁。

　　[29] 僧佑撰《出三藏記集》中“曇摩蜜多傳”，《大正藏》卷55，105頁。

　　[30] 慧皎撰《高僧傳》，《大正藏》卷50，343頁。

　　[31] 慧皎撰《高僧傳》，《大正藏》卷50，369頁。

　　[32] 陳舜俞撰《廬山記》卷第三，《大正藏》卷51，1041頁。

　　[33] 參見法藏法師著《華嚴經傳記》卷一，《大正藏》卷51，155—156頁。

　　[34] 澄觀法師著《大華嚴經略策》，《大正藏》卷36，704頁。

　　[35] 法藏法師著《華嚴經傳記》卷一，《大正藏》卷51，154頁。

　　[36]《大正藏》卷55，381頁。

　　[37]《大正藏》卷55，458頁。

　　[38]《大正藏》卷55，590頁，682頁，703頁。

　　[39]《大正藏》卷55，181頁。

　　[40]《大正藏》卷55，246頁。

　　[41]《大正藏》卷55，285頁。

　　[42]《大正藏》卷55，505頁。

　　[43] 崔致遠撰《 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大正藏》卷 50，2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