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壇經(jīng)

《六祖壇經(jīng)》,佛教禪宗典籍。亦稱《壇經(jīng)》、《六祖大師法寶壇經(jīng)》,全稱《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jīng)》。禪宗六祖惠能說,弟子法海集錄!夺岄T正統(tǒng)》卷八《義天傳》有“大遼皇帝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曉等再定經(jīng)錄,世所謂《六祖壇經(jīng)》、《寶林傳》等..[詳情]

《壇經(jīng)》的作者與版本

柒、印順的評論

  印順《中國禪宗史》第六章〈《壇經(jīng)》之成立及其演變〉,分三部分進行討論,即「《壇經(jīng)》的主體部分」、「敦煌本《壇經(jīng)》的成立」、「《壇經(jīng)》的變化」。

  一、《壇經(jīng)》的主體部分

  主體內(nèi)涵結(jié)構(gòu)乃《壇經(jīng)》成為禪宗史關(guān)鍵經(jīng)典之所在,印順以下列二項著手探討。

  (一)東山門下的開法傳禪

  印順多方引證可信史料,縷述「東山門下」有「開法傳禪」的事實。首先,他征引杜朏《傳法寶紀》所載:「及忍、如、大通之世,則法門大啟,根機不擇,齊速念佛名,令凈心。密來自呈,當理與法!筟153]說明弘忍、法如、神秀開始「法門大啟」有其憑據(jù)。其次,引用《唐中岳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忍傳如。……垂拱二年,四海標領(lǐng)僧眾,集少林精舍,請開禪法。」[154]說明法如曾開授禪法。

  再者,印順援引《傳法寶紀》與《大通禪師碑》,包括「自(法)如禪師滅后,學徒不遠萬里,歸我法壇。遂開善誘,隨機弘濟」[155],以及「爾其開法大略,則專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持奉楞伽,遞為心要!筟156]等資料說明神秀之開法。此外,對于《宋僧傳.義福傳》所載神秀禪門之杰「而未嘗聚徒開法也」之事加以批判[157]。

  還有,他援引〈楞伽師資記序〉:「大唐中宗孝和皇帝景龍二年,敕召入西京。便于東都廣開禪法,凈覺當即歸依,一心承事。」[158]說明凈覺歸依承事。至于東山門下「開法傳禪」的主要形式,印順認為是「戒禪合一」[159]。

 。ǘ秹(jīng)》的原始部分

  古本《壇經(jīng)》的原始面貌至關(guān)重要,印順在這方面的討論可說是為對應前述柳田氏的見解而提出。 印順指出:

  《壇經(jīng)》現(xiàn)存各本的內(nèi)容,含有其他部分,而不限于大梵寺說法的。然《壇經(jīng)》的主體部分,即《壇經(jīng)》之所以被稱為《壇經(jīng)》的,正是大梵寺說法部分,……古人心目中的《壇經(jīng)》,是以大梵寺說法部分為主體的。所以現(xiàn)存的《壇經(jīng)》,應分別為二部分:一、(原始的)《壇經(jīng)》──「《壇經(jīng)》主體」,是大梵寺開法的記錄。二、「《壇經(jīng)》附錄」,是六祖平時與弟子的問答,臨終付囑,以及臨終及身后的情形。二者的性質(zhì)不同,集錄也有先后的差別。在《壇經(jīng)》的研究上,這是應該分別處理的。[160]

  印順的看法,《壇經(jīng)》研究宜將「主體」與「附錄」「分開處理」,因兩者性質(zhì)不同,而「大梵寺說法」應是《壇經(jīng)》之原始的、主體的部分。

  二、敦煌本《壇經(jīng)》的形成

  敦煌本《壇經(jīng)》向來被視為代表性版本,其形成之概況,眾說紛紜。印順如是說:

  慧能在大梵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傳說由弟子法海記錄,為《壇經(jīng)》的主體部分。這在慧能生前,應該已經(jīng)成立了。等到慧能入滅,于是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機緣,臨終前后的情形,有弟子集錄出來,附編于被稱為《壇經(jīng)》的大梵寺說法部分之后,也就泛稱為《壇經(jīng)》。這才完成了《壇經(jīng)》的原型,可稱為「曹溪原本」。以現(xiàn)存《壇經(jīng)》本來說,燉煌本最古。但燉煌本已不是《壇經(jīng)》原型,而有過補充、修改,這是古人所曾經(jīng)明白說到的。[161]

  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壇經(jīng)》原型,此回應了胡適的觀點,而對應于鈴木氏、宇井氏與柳田氏等觀點。

 。ㄒ唬┖蓾砷T下的《壇經(jīng)》傳宗

  韋處厚〈興福寺內(nèi)供奉大德大義禪師碑銘〉云:「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壇經(jīng)》傳宗,優(yōu)劣詳矣!筟162]其「《壇經(jīng)》傳宗」的解釋,敦煌本《壇經(jīng)》有明確的解說,所謂:「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后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原作「于」)約,以為稟承,說此《壇經(jīng)》。」

  對此,印順界說:

  敦煌本《壇經(jīng)》,如上所引述的,一再明確的說到:「若不得《壇經(jīng)》,即無稟受」;「不稟受《壇經(jīng)》,非我宗旨」。在傳法同時,要傳一卷《壇經(jīng)》!秹(jīng)》不只代表慧能的宗旨,又是作為師弟間授受的「依約」(依據(jù),信約);憑《壇經(jīng)》的傳授,以證明為「南宗弟子」的。《壇經(jīng)》是被「傳」被「付」的,是傳授南宗宗旨的「依約」,這就是「《壇經(jīng)》傳宗」。[163]

  神會門下應用《壇經(jīng)》為付法的依約,所以在當時手寫秘本的《壇經(jīng)》上,加上些稟承、依約的文句。

  印順進一步探究,「神會門下為什么要用《壇經(jīng)》來作「傳宗」的依約?」[164]他的答案是:

  從跡象看來,當時神會門下,在禪法的傳授上,有一重大的困擾。……神會以弘忍傳衣給慧能,證明慧能為六祖。袈裟是「信衣」,是證明「得有稟承」,「定其宗旨」的。然而神會自己,慧能并沒有傳衣給他。神會沒有傳衣為稟承,那怎能證明是代代相傳的正宗?……在這種情形下,發(fā)生了「《壇經(jīng)》傳宗」的事實。當時,《壇經(jīng)》是手寫秘本。在傳法付囑時,附傳一卷《壇經(jīng)》,「以此為依約」。對外宣稱:慧能說:衣不再傳了,以后傳授一卷《壇經(jīng)》以定宗旨。《壇經(jīng)》代替了信袈裟,負起「得有稟承」,「定其宗旨」的作用。……「《壇經(jīng)》傳宗」為荷澤門下,法門授受的特有制度。《壇經(jīng)》中有關(guān)「《壇經(jīng)》傳宗」部分,當然是荷澤門下所補充的了。[165]

  印順認為,相應于慧能的「傳衣」,荷澤門下造出「《壇經(jīng)》傳宗」的方式。這可說是印順獨到的看法。

 。ǘ┠戏阶谥嫉脑鋈

  在八世紀末,神會門下的「《壇經(jīng)》傳宗」以前,南陽慧忠已說到《壇經(jīng)》被添改了,這就是「南方宗旨」[166]。印順引用《傳燈錄》中南陽慧忠與南方禪客的對話,作了如下意見:

  南方禪客又說:「有善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來)時拋卻?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為解脫」。這種離卻身心,靈智獨存的解脫觀,也與身心無常,(佛、心)性是常的見地完全相合。這是忠國師所呵責的,自稱「南方宗旨」的見地。「把他《壇經(jīng)》改換,添糅鄙譚,削除圣意」:依忠國師的明文所說,并非別的,正是這「身(心)無常,性是常」的南方宗旨。[167]

  神會宣揚南宗頓教,也說「無情無佛性」,但身心無常而性是常的對立說,在神會的語錄中,沒有明確的文證。不能因荷澤門下的「《壇經(jīng)》傳宗」,而說「南方禪客」代表洛陽神會的宗旨。忠國師所說的「南方宗旨」,洪州門下要接近得多。其實,這是東山所傳的禪門隱義,是南宗、北宗所共有的,不過南方特別發(fā)揚而已。[168]

  印順認為,「《壇經(jīng)》傳宗」之前,南陽慧忠所見的「南方宗旨」與洪州門下較為接近。這個觀點與柳田氏有雷同之處。

  接著,印順提出下面看法:

  「色身無常而性是常」的添改,應比「《壇經(jīng)》傳宗」的添改為早,因為燉煌本——「《壇經(jīng)》傳宗」本,是在「南方宗旨」本上,增補一些傳承依約而成的。那末,「南方宗旨」本是誰所添改的呢?燉煌本《壇經(jīng)》末,有《壇經(jīng)》傳受的記錄。[169]

  他從敦煌本與興圣寺本的附記—「(一)法海—道漈—悟真;(二)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圓會」,推出其間師承脈絡與「南方宗旨」介入的情況。他說:

  仍有共同性,那就是從法海而傳到悟真。法海與悟真間,燉煌本是法海的同學道漈,興圣寺本為志道與彼岸,志道也是慧能弟子──拾弟子的一人!秹(jīng)》傳到悟真(燉煌本),已有了「南方宗旨」。如真像忠國師所說,南方宗旨是為人增入的,那一定在法海與悟真之間了,或就是志道吧![170]

  印順依《傳燈錄》所載志道「色身無常,法身有常」[171]的觀點,而說《壇經(jīng)》的色身無常,法身是常說,如作為志道所傳的添改本,應該是非常合適的[172]!改戏阶谥肌,推定為六祖的晚年(或再傳)弟子,從曹溪流傳出來[173]。在此,印順以為「南方宗旨」的加入可能是慧能的弟子「志道」。

 。ㄈ秹(jīng)》的初期流變

  敦煌本《壇經(jīng)》的沿革經(jīng)過為何?印順的說法是:

  燉煌本《壇經(jīng)》,是經(jīng)一再的修改添糅而成的!改戏阶谥肌古c「《壇經(jīng)》傳宗」的特色,可以明確的看出,但由于雜糅為一,實已無法明確的逐段分離出來,回復曹溪原本的初形。[174]

  據(jù)此,他對宇井伯壽評論道:

  宇井伯壽作〈壇經(jīng)考〉(載《第二禪宗史研究》),在鈴木大拙區(qū)分全部為五十七節(jié)的基礎(chǔ)上,保留了三十七節(jié)[175]為原本,以其余的為神會門下所增益。但他的方法是主觀的,不容易為人所接受。[176]

  另外,印順也回應了胡適等人所提「《壇經(jīng)》的作者是神會」之論調(diào),他說:

  就現(xiàn)存的燉煌本來說,曹溪原本為南方宗旨所雜糅,不易逐段的分別,然對神會來說,這是與神會無關(guān)的。燉煌本特別重視「自性」,「自性變化一切」,這是神會禪學所沒有的。法身與色身的對立,色身離法身就是死了的見地,在有關(guān)神會的作品中,也沒有發(fā)見。神會專提「不作意」,而燉煌本卻一再說到「作意」?傊,神會決非以經(jīng)過南方宗旨添糅過的《壇經(jīng)》為依據(jù)的,神會也不會造這南方宗旨所雜糅了的《壇經(jīng)》!浮秹(jīng)》傳宗」,是在南方宗旨雜糅了的《壇經(jīng)》上,增入有關(guān)法統(tǒng)傳承,及贊譽神會部分。至于其他所說,《壇經(jīng)》

  與神會所傳近似的,那只是神會所稟承的,與《壇經(jīng)》所依據(jù)的,同源于曹溪慧能而已。[177]

  印順指出《壇經(jīng)》有不同于神會思想處,而其所同者乃同源于曹溪慧能,故不能因此就說《壇經(jīng)》為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

  三、《壇經(jīng)》版本的變化

  關(guān)于《壇經(jīng)》版本的衍變,印順說:「從《壇經(jīng)》原本到燉煌本,至少已有過二次重大的修補。此后,流傳中的《壇經(jīng)》,不斷的改編,不斷的刊行,變化是非常多的!筟178]他稱贊宇井伯壽所作〈壇經(jīng)考〉對此問題,「論究得相當完備」[179]。

 。ㄒ唬┌姹镜难葑

  按版本組織與內(nèi)容為標準而分,印順將《壇經(jīng)》版本概分為四,他說:「《壇經(jīng)》的各種本子,從大類上去分別,可統(tǒng)攝為四種本子:燉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筟180]其中「燉煌本:為近代從燉煌所發(fā)見的寫本,為神會門下『《壇經(jīng)》傳宗』的修正本,約成立于780~800年間!筟181]另者,「惠昕本,分二卷十一門。編定的時間,考定為宋太祖干德五年(967)五月!筟182]三者,「至元本: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德異在吳中刊行。」[183]四者,「古本:在古人記述中,知道《壇經(jīng)》有古本(或稱「曹溪古本」)存在。……惠昕作序為967 年;蓐恳驗楣疟疚姆,才刪略為二卷本的;蓐克姷墓疟,文段繁長,至少是九世紀本!筟184]

  (二)名稱的變遷

  印順同時對《壇經(jīng)》名稱的變遷,作了歷史考察,他指出:一般來說,《壇經(jīng)》是最根本的、公認的名稱。如《壇經(jīng)》本文、南陽慧忠、韋處厚、惠昕、《傳燈錄》、《傳法正宗記》,都直稱為《壇經(jīng)》,F(xiàn)存的燉煌本,題目很長,包含了幾個名字:「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六祖慧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jīng)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185]。

  此外,「惠昕的節(jié)略本:惠昕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興圣寺本,作《六祖壇經(jīng)》。」[186]而古本與至元本,依郎簡作《六祖大師法寶壇經(jīng).記序》云:「法寶記,蓋六祖之說其法也」!阜▽氂洝,「法寶壇經(jīng)記」──以「法寶」為《壇經(jīng)》的題目,是契嵩所改的古本。后來自稱重刊古本的德異本,作「六祖大師法寶壇經(jīng)序」;經(jīng)末題為「六祖禪師法寶壇經(jīng)」。宗寶本也名為「六祖大師法寶壇經(jīng)」。從古本而來的至元本,題目有「法寶」二字,這是依古本「法寶記」而來的。至于洪州門下編集的古本《壇經(jīng)》,據(jù)郎簡序,是名為「法寶記」或「法寶壇經(jīng)記」的!笇殹篂楹橹蓍T下所采用;「法寶記」,「寶林傳」,都從古代的《傳法寶紀》、《歷代法寶記》的「法寶」演化而來[187]。說明《壇經(jīng)》名稱有多種變化。

捌、結(jié)語

  綜觀上述,胡適以為《壇經(jīng)》的作者是神會,《壇經(jīng)》敦煌本為最古本。鈴木大拙著重在《壇經(jīng)》為何宗派所持?他認為《壇經(jīng)》是南宗傳授本,其版本亦因傳授需要而改動。宇井伯壽深入各種版本,對于敦煌本《壇經(jīng)》尤其關(guān)注。他認為,惠昕以前敦煌本系統(tǒng),在現(xiàn)今之敦煌本是道漈—悟真之相承,惠昕本的根基則是志道—彼岸—悟真—圓會之相傳。由此觀之,則惠昕以前《壇經(jīng)》至少有兩本。且《壇經(jīng)》至少有兩次變化:一是,在神會圓寂(760)之前,《壇經(jīng)》已被添揉鄙壇、削除圣意;二是,至晚在818 年前,《壇經(jīng)》為神會習徒施以改變,以為「《壇經(jīng)》傳宗」。宇井氏較關(guān)注《壇經(jīng)》與神會的關(guān)系。

  關(guān)口真大另辟蹊徑,多所考訂,以傳說中的、先前中國學術(shù)界從未觸及的《金剛經(jīng)解義》為慧能之思想代表作,同時一反常見,判定《壇經(jīng)》不宜視為慧能思想著作。

  柳田圣山認為,《壇經(jīng)》與神會思想關(guān)系密切,但不能由《壇經(jīng)》理解神會的思想;南陽慧忠批判的南方宗旨的精神,有助于推定《壇經(jīng)》與牛頭宗的佛性說之關(guān)連;神會在南陽的時代,與已承傳江南佛教傳統(tǒng)的牛頭宗對決;《壇經(jīng)》是牛頭宗與神會南宗相互影響的產(chǎn)物。柳田圣山的說法并非憑空而來,洪州門下與牛頭宗之間確有其交流史實。

  對于《壇經(jīng)》的主體結(jié)構(gòu),印順旁征博引,說明東山門下開法傳禪之盛,并認為「大梵寺說法」應是《壇經(jīng)》的原始內(nèi)容。至于《壇經(jīng)》的形成與變化,印順與宇井氏、柳田氏有共同的發(fā)現(xiàn),但他特別標出「南方宗旨」、「《壇經(jīng)》傳宗」的作用。其中,印順與柳田氏的觀點互有同異:印順同柳田氏一樣,認為洪州宗與牛頭宗互有往來[188];但他不因「南方宗旨」之「即心即佛」、「見聞覺知之性善能揚眉瞬目」、「其身是無常,其性常也」等說法,直認《壇經(jīng)》為牛頭慧忠所作。這是兩者最大的分歧,故應無「抄襲」之嫌。

  參考書目

  一、古籍部分(依時代先后順序排列)

  1. 唐.惠能說,法海錄:《六祖壇經(jīng)敦煌本流行本合刊》(臺北:慧炬,民國74年7月五版)

  2. 唐.惠能說,法海錄:《六祖壇經(jīng)》(《大正藏》第48冊)

  二、近人研究專書(依作者姓名筆畫由少至多排列)

  1. 印順:《中國禪宗史》(臺北:正聞,民國76年4月四版)

  2. 印順著,伊吹敦譯注:《中國禪宗史》(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7年1月初版)

  3. 印順:《平凡的一生》增訂本(臺北:正聞,民國83年7月初版)

  4. 印順編:《法海微波》(臺北:正聞,民國77年6月二版)

  5. 印順:《永光集》(臺北:正聞,民國93年6月初版)

  6. 印順:《游心法海六十年》(臺北:正聞,民國74年9月二版)

  7. 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東京:巖波,昭和10年7月初版)

  8. 邱敏捷:《印順導師的佛教思想》(臺北:法界,民國89年1月初版)

  9. 胡適著,柳田圣山編:《胡適禪學案》(臺北:正中,民國79年1月二版)

  10. 柳田圣山:《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京都:禪文化研究所,昭和42年1月初版)

  11. 楊曾文:《日本近現(xiàn)代佛教史》(杭州:浙江人民,1996年3月初版)

  12. 楊惠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臺北:東大,民國80年9月再版)

  13. 鈴木大拙:《禪思想史研究第二》(東京:巖波,昭和43年)

  14. 鈴木大拙:《禪思想史研究第三》(東京:巖波,昭和23年)

  15. 關(guān)口真大:《禪宗思想史》(東京:山喜房佛書林,昭和39年7月初版)

  三、近人研究論文(依作者姓名筆畫由少至多排列)

  1. 邱敏捷:〈印順導師對中國禪宗發(fā)展的研究與評論〉(《哲學與文化》第23 卷第4期,民國85 年4 月)

  2. 邱敏捷:〈印順《中國禪宗史》的特色——兼論其觀點之影響〉(收于現(xiàn)代佛教學會編:《佛教文化與當代世界——慶祝印順導師百歲嵩壽學術(shù)論文集》,臺北:文津,民國94年4月初版)

  3. 丘敏捷譯:〈伊吹敦譯《中國禪宗史》后記〉(《妙心》第84期,民國93年11月)

  4. 丘敏捷譯:〈印順《中國禪宗史》與伊吹敦日譯本「注文」對照表〉(《妙心》第90期,民國94年11月)

  5. 柳田圣山:〈語錄的歷史〉(《東方學報》第57期,1985年)

  6. 圣嚴:〈中國禪宗史〉(收于印順編:《法海微波》,臺北:正聞,民國77 年6 月二版)

  7. 關(guān)口真大著,關(guān)世謙譯:〈《中國禪宗史》要義〉(收于印順編:《法海微波》,臺北:正聞,民國77 年6 月二版)

  【注釋】

  [1] 追溯中國佛教在四世紀傳入朝鮮的高句麗、百濟和新羅,其中百濟的佛教受中國南朝佛教的影響極大,而到了六世紀時,百濟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獻金銅佛像等,自此富于中土色彩的佛教正式傳入日本(楊曾文主編:《日本近現(xiàn)代佛教史》,杭州:浙江人民,1996年3 月初版,頁2),并逐漸在該地流布、風行。不過,中國佛教從明清以來呈現(xiàn)衰弱的狀態(tài),很多地方反而要向近世深受歐美佛教研究影響的日本佛教界學習。例如,楊仁山(1837~1911)創(chuàng)辦「金陵刻經(jīng)處」,致力于佛典的印行,即曾請托日本佛教學者南條文雄(1849~1927),從東瀛搜購、寄回中國古德著述二三百種,其中包括唯識宗最重要的《成唯識論述記》、《瑜伽師地論記》、《法苑義林章》、《因明大疏》等經(jīng)典,使宋朝以降,幾成絕學的唯識宗面目,再度引起學界的重視,促成了歐陽竟無(1871~1943)與太虛(1889~1947)等人對唯識學的研究。后來歐陽竟無所辦之「支那內(nèi)學院」,實為當時唯識學研究的重鎮(zhèn)?梢哉f,近現(xiàn)代中國佛教唯識學的興起與日本此方面的成就有關(guān)。南條文雄是對日本近現(xiàn)代佛學的建立與佛教研究作出重大貢獻的學者之一。此外,還有高楠順次郎(1866~1945)、渡邊海旭、荻原云來等人,先后留學歐美,學習梵語、巴利語,從事佛教原典的翻譯和研究,開展印度原始佛教的研究,編纂佛教叢書(同上,頁367)。他們不僅把歐美學者關(guān)于印度學和佛學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把西方的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宗教學與語言學等之基本觀點及研究方法介紹到日本國內(nèi),并應用于自己的研究中,故研究成果遠超過未受歐美影響的中國佛教學者。

  [2] 印順生于浙江海寧縣,俗姓張,名鹿芹。

  [3] 印順曾自言在「方法學」上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他說:「(民國)二十六年上學期,住在武昌佛學院。讀到了日本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編的《印度哲學宗教史》;木村泰賢著的《原始佛教思想論》;還有墨禪所譯的,結(jié)城令聞所著的,關(guān)于心意識的《唯識思想史》。……這幾部書,使我探求佛法的方法,有了新的啟發(fā)!梗ㄊ现骸队涡姆êA辍罚_北:正聞,民國74年9月二版,頁9)。楊惠南〈佛在人間——印順導師之「人間佛教」的分析〉也指出,「日本佛教學者的治學方法」與印順「人間佛教」的思想來源有關(guān)。(收于氏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臺北:東大,民國80 年9 月初版,頁174~182)。筆者同樣以為,「日本佛學者對印順佛教思想之影響不在佛教觀點方面,而在方法學上!梗ㄇ衩艚荩骸队№槍煹姆鸾趟枷搿,臺北:法界,民國89 年1 月初版,頁35)。此外,印順回應日本學者的研究觀點,主要表現(xiàn)在《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中國禪宗史》、《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等著作上。

  [4] 印順:《中國禪宗史》〈自序〉(臺北:正聞,民國76年4月四版),頁4。

  [5] 印順提到鈴木大拙者有三:(一)「到近代,《絕觀論》在敦煌發(fā)見了,除北京國立圖書館本,石井光雄藏本外,伯希和所得的,就有三本……。國立圖書館本,內(nèi)題『觀行法,為有緣無名上士集』。鈴木大拙解說為:『觀行法,無名上士集』。認為無名是神會弟子洛陽無名,推論為屬于神會系統(tǒng)。」(氏著:《中國禪宗史》,頁112)。(二)「宇井伯壽作〈壇經(jīng)考〉(載《第二禪宗史研究》),在鈴木大拙區(qū)分全部為五十七節(jié)的基礎(chǔ)上,保留了三十七節(jié)為原本,以其余的為神會門下所增益!梗ㄍ,頁269)。(三)「鈴木大拙出版的興

  圣寺本《六祖壇經(jīng)》,有惠昕的序文!梗ㄍ,頁272)。

  [6] 關(guān)口真大著,關(guān)世謙譯:〈《中國禪宗史》要義〉(收于印順編:《法海微波》,臺北:正聞,民國77年6月二版),頁259。

  [7] 關(guān)口真大著,關(guān)世謙譯:〈《中國禪宗史》要義〉,頁266。

  [8] 印順著,伊吹敦譯:《中國禪宗史》(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7年1月初版),頁591。此書由江燦騰教授提供,于此致謝之。

  [9] 就像印順的「自傳」《平凡的一生》所呈現(xiàn)的,其治學與修行一貫是極自然而謙虛,《中國禪宗史》之撰作,不僅廣泛詳實征引歷代禪宗經(jīng)典、語錄、公案,對于學界之佳構(gòu),也多所參考引用,并加以公正客觀的評述,只是未具體注明頁碼而已。基本上,這是時代的局限,有嚴格學術(shù)規(guī)范是近數(shù)十年的事,早期多無現(xiàn)代學術(shù)撰寫格式與要求。

  [10] 圣嚴該文收于印順編:《法海微波》,頁150~151。

  [11] 印順著,伊吹敦譯注:《中國禪宗史》,頁607~608。

  [12] 同上,頁537~589。

  [13] 印順:《永光集》(臺北:正聞,民國93年6月初版),頁244~246。

  [14] 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收于氏著,柳田圣山編:《胡適禪學案》,臺北:正中,民國79年1月臺一版),頁102。

  [15] 鈴木大拙:《禪思想史研究第三》(東京:巖波,昭和43年),頁310。

  [16] 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東京:巖波,昭和10年7月初版),頁103。

  [17] 關(guān)口真大:《禪宗思想史》(東京:山喜房佛書林,昭和39年7月初版),頁108~133。

  [18] 柳田圣山:《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京都:禪文化研究所,昭和42年1月初版),頁183~189。

  [19] 印順:《中國禪宗史》,頁238。

  [20] 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頁102。

  [21] 同上。

  [22] 同上,頁103。

  [23] 根據(jù)這些記載,胡適結(jié)論道:「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23,新禪宗的建立者,《壇經(jīng)》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氏著:〈荷澤大師神會傳〉,頁142)關(guān)于胡適所說「神會是北宗的毀滅者」,印順以為「不免夸大失實」,「北宗的衰落,從史傳所見,是與神會

  禪系——荷澤宗的命運相同。那就是經(jīng)歷武宗的滅法(845),晚唐及五代的軍政混亂,民生雕敝,引起中原文化的全面(不但是佛教)衰落。北宗與荷澤宗,也就漸歸于泯滅,獨讓南方的禪者盛行中國!梗ㄊ现骸吨袊U宗史》,頁294)。

  [24] 胡適:〈壇經(jīng)考之一〉(收于氏著,柳田圣山編:《胡適禪學案》),頁71。

  [25] 同上,頁74~75。

  [26] 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頁49。

  [27] 胡適:〈壇經(jīng)考之二〉(收于氏著,柳田圣山編:《胡適禪學案》),頁80~81。

  [28] 同上,頁82~89。

  [29] 同上,頁82。

  [30] 同上,頁89。

  [31] 同上,頁91~92。

  [32] 鈴木大拙:《禪思想史研究第二》(東京:巖波,昭和43年),頁310。

  [33] 同上。

  [34] 同上,頁311。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同上。

  [38]同上。

  [39] 同上。

  [40] 同上,頁312。

  [41] 同上。

  [42] 同上。

  [43] 同上,頁312~313。

  [44] 同上,頁313。

  [45] 同上。

  [46] 同上,頁314。

  [47] 同上,頁314~315。

  [48] 同上,頁315。

  [49] 同上。

  [50] 即韋淳(773~828),字處厚,又字德載,唐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元和年間進士,初為咸陽尉,遷右拾遺。修《德宗實錄》,時稱信史。歷官戶部郎中、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為翰林侍講學士。文宗時,以功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jiān)修國史。愛治學,藏書萬卷,多自刊校。

  [51] 鈴木大拙:《禪思想史研究第二》,頁316。

  [52] 同上,頁315。

  [53] 同上,頁316。

  [54] 同上,頁317。

  [55] 同上。

  [56] 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頁1~172。

  [57] 同上,頁117~172。

  [58] 同上,頁5~10。

  [59] 同上,頁14。

  [60] 同上,頁16。

  [61] 同上,頁24。

  [62] 同上,頁28。

  [63] 同上,頁46。

  [64] 同上,頁48。

  [65] 同上。

  [66] 同上,頁60。

  [67] 同上,頁60~61。

  [68] 同上,頁61。

  [69] 同上,頁67。

  [70] 同上,頁68。

  [71] 同上。

  [72] 同上,頁69。

  [73] 同上,頁73。

  [74] 同上,頁74~100。

  [75] 同上,頁101。

  [76] 同上,頁102。

  [77] 同上,頁103。

  [78] 同上,頁103~104。

  [79] 同上,頁110。

  [80] 同上。

  [81] 同上,頁111。

  [82] 同上。

  [83] 「大義禪師」乃馬祖弟子,圓寂于818年。

  [84] 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頁112。

  [85] 關(guān)于這整段文字,印順道:「照韋處厚的碑文所說:神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對神會是存有崇高敬意的。即使神會不是獨得慧能的正傳,也是能得大法的一人(那時的洪州門下,還不敢輕毀神會)。但神會的『習徒,迷真』向俗,如『橘逾淮而變枳』一般?雌饋,還是弘傳神會所傳的南宗頓禪,而實質(zhì)上是變了,『竟』然變『成』用《壇經(jīng)》來作為『傳宗』的依約。失去傳法——密傳心印的實質(zhì),而換來傳授《壇經(jīng)》的形式。所以神會是『優(yōu)』越的,神會的習徒是低『劣』的,優(yōu)劣是非常明白了!梗ㄓ№槪骸吨袊U宗史》,頁249)。

  [86] 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頁112。

  [87] 同上,頁113。

  [88] 關(guān)口真大:《禪宗思想史》,頁108~134。

  [89] 同上,頁109。

  [90] 同上。

  [91] 同上,頁110。

  [92] 同上,頁111。

  [93] 同上,頁111~112。

  [94] 同上,頁112。

  [95] 同上,頁113。

  [96] 同上,頁114。

  [97] 同上,頁115。

  [98] 同上,頁117。

  [99] 同上,頁118。

  [100] 明.空谷景。1393~約1487),江蘇姑蘇人,年二十從懶云受學參禪,二十八歲獲準出家,四十余歲受懶云印可。其后,筑正傳院于武林西湖之修吉山。著有《尚直編》、《尚理編》一卷與《空谷集》三十卷。

  [101] 關(guān)口真大:《禪宗思想史》,頁120。

  [102] 同上,頁119。

  [103] 同上,頁120。

  [104] 同上,頁121。

  [105] 同上,頁122。

  [106] 同上,頁124。

  [107] 同上,頁124~126。

  [108] 同上,頁125~126。印順對此另有討論。

  [109] 同上,頁126~129。

  [110] 同上,頁129。

  [111] 同上,頁131。

  [112] 同上,頁132。

  [113] 同上,頁132~133。

  [114] 柳田圣山:《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頁148~212。

  [115] 同上,頁149。

  [116] 同上,頁151。

  [117] 同上,頁153~154。

  [118] 同上,頁154。

  [119] 同上。

  [120] 同上,頁155。

  [121] 同上。

  [122] 同上。

  [123] 同上,頁156。

  [124] 同上,頁157。

  [125] 同上,頁158。

  [126] 同上,頁159。

  [127] 同上。

  [128] 同上,頁163。

  [129] 同上,頁164。

  [130] 同上。

  [131] 鈴木大拙:《禪思想史研究第二》,頁316。

  [132] 柳田圣山:《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頁165。

  [133] 同上,頁167。

  [134] 同上。

  [135] 同上,頁170。

  [136] 同上,頁170~171。

  [137] 同上,頁173。

  [138] 同上,頁174。

  [139] 同上,頁181。

  [140] 同上,頁182。

  [141] 同上。

  [142] 同上,頁183。

  [143] 同上。

  [144] 同上。

  [145] 同上,頁184。

  [146] 同上,頁191。

  [147] 同上,頁189。

  [148] 同上,頁195~196。

  [149] 同上,頁200。

  [150]同上,頁203。

  [151] 同上,頁204。

  [152] 柳田氏在晚期所撰之〈語錄的歷史〉,對《壇經(jīng)》作者之觀點已有所修正,他說:「《六祖壇經(jīng)》為慧能弟子法海所編。」(《東方學報》第57期,1985年,頁412)。

  [153] 印順:《中國禪宗史》,頁238。

  [154] 同上。

  [155] 同上,頁239。

  [156] 同上。

  [157] 同上。

  [158] 同上,頁240。

  [159] 同上,頁242。

  [160] 同上,頁243~245。

  [161] 同上,頁246~247。

  [162] 同上,頁247。

  [163] 同上,頁248~249。

  [164] 同上,頁249~250。

  [165] 同上,頁249~258。

  [166] 同上,頁258。

  [167] 同上,頁261。

  [168] 同上,頁264。

  [169] 同上。

  [170] 同上,頁265。

  [171] 同上。

  [172] 同上,頁265~266。

  [173] 同上,頁266。

  [174] 同上,頁269。

  [175] 此三十七節(jié),可參見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頁112。然,宇井氏該書亦有三十四節(jié)之說(頁70~73)。筆者以為,應為該書所列三十七節(jié)之說才是(頁117~171)。

  [176] 印順:《中國禪宗史》,頁269。

  [177] 同上,頁269~270。

  [178] 同上,頁272。

  [179] 同上。

  [180] 同上。

  [181] 同上。

  [182] 同上,頁273。

  [183] 同上,頁274。

  [184] 同上,頁276。

  [185] 同上,頁278。

  [186] 同上,頁279。

  [187] 同上,頁279~280。

  [188] 印順說:「在江南,石頭、洪州、牛頭的忽然隆盛的時代,彼此間都互通音問,學者們也往來參訪!梗ㄊ现骸吨袊U宗史》,頁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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