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由儒入佛

　　大安法師:印光大師由儒入佛

　　印祖就談自己,檢討自己,懺悔自己的一些事情,這都是祖師以身示范。所以印祖說:“我自己很慚愧自己多生多劫,少種善根,福德很薄,智慧很淺,業(yè)障很重�！边@些是謙德,啊。說自己在十五歲的時候——“年當志學”,志學,孔子說“十五而志于學”,志學于十五歲的時候,跟著他的哥哥一邊種田一邊讀書,雖然他沒上過學堂,但印祖在十五歲這個前后啊,對儒家的典籍也非常了解,所以當他自學——去學儒家的典籍的時候,說自己“不逢善友”,就是沒有遇到講佛法、講出離輪回的這個善知識。也沒有聞到儒家的孔孟“圣賢傳薪之道”,就是修心養(yǎng)性這個儒家的心法也沒有聞到,只是一讀儒家的經典馬上就中了韓愈、歐陽修辟佛的這種知見上的毒害。

　　這個韓愈大家了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很有文采,蘇東坡都說他是“文起八代之衰”呀。他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場對佛教進行辟佛,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唐憲宗的時候,當時佛門法門寺那個佛的指骨哇,要迎到宮庭供奉,他上諫條指責不應該做這個事情,說佛教是夷狄之教,是“為害中國”,這個人骨是不干凈的東西,拋棄尚且不值,怎么能放到皇宮里面來供養(yǎng)呢?他上了一個表反對這樁事,當時唐憲宗——唐代的皇帝都是信佛崇佛的——唐憲宗就很震怒,本來要把他判為死刑的,結果很多大臣說情啦,就把他貶到廣東潮州去做刺史。這個韓愈原來就是非常地——對佛教有偏見,結果據說他到了潮州跟大顛禪師來往之后,他才認識到佛教的偉大,才改變了態(tài)度,這是韓愈。歐陽修也是北宋年間一個政治家、文學家,他也是站在儒家的文化立場,對佛教進行指責。當時他修這個《新唐書》哇,《新五代史》啊,把原來這個《舊唐書》、《新五代史》中很多官員、文人、士大夫跟佛門這些禪師法師交往的這些條目全都給它刪掉了。這兩個人——韓愈和歐陽修的文章做得好,所以歷來的考功名的人都要去讀他們的文章,讀他們的文章就把他們文章里面辟佛的這東西也讀進去了。所以這個韓愈和歐陽修,不僅印光大師受過他們的知見上的毒害,連蕅益大師早年——他講也是受過韓愈和歐陽修的毒。所以對讀書人有影響�，F(xiàn)在很多讀書人為什么對佛教有偏見,也還包括以后的宋明理學家像朱熹呀,程頤、程顥這些,他們都有辟佛的知見上的偏頗。

　　所以這個印祖就是自己以身示范了,就是中了這個毒,自己求學問沒有成就,反而“業(yè)力先現(xiàn)”了。業(yè)力先現(xiàn)就是他從16歲開始到20歲這四五年之間生病,生病這就業(yè)力現(xiàn)前,這個病了四年“不能事事”——干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哎,這個娑婆世界的眾生就是以“八苦”為師啊,他就在這幾年生病的過程當中,在思惟自己的一些知見上的問題。他就認真思惟這個佛教到底是怎么回事,這次思惟以后他就發(fā)現(xiàn),跟韓愈、歐陽修講的不一樣。韓愈、歐陽修他們也承認有天地鬼神——“昭著”存在,天地鬼神既然這樣昭著地存在,古往今來的圣賢是這樣的眾多,但這些眾多的圣人來辟佛的人畢竟是少數(shù)。你像孔子這樣的,他是生活在佛陀同一時代,比釋迦牟尼佛晚個十幾年,他都知道西方有大圣人,都對佛陀的這個圣德推崇。那么歷代的帝王將相有多少信佛的人!這樣眾多,但是辟佛——像韓愈、歐陽修批判佛教——畢竟是少數(shù)。那么更何況佛法它并沒有靠世間的權力來威脅,來讓你服從,也沒有靠血腥的刀和劍來強迫你去信仰,它一般都是這些外護——國王、賢相來自覺地護持,才能流通到天下。

　　如果佛法真的像韓愈、歐陽修所說的是悖叛圣道——“悖叛圣道”是韓愈在《諫迎佛骨表》里面說的話,他到處說,原來佛教沒有傳到中國的時候,我們中國人的壽命都很長,佛法傳來之后反而壽命很短。他是以這個堯、舜、湯、禹、周公這個道統(tǒng)、孔孟道統(tǒng)自居的,說這個夷狄之教是跟我們的道統(tǒng)圣道相違背的,他用這個中華本土文化道統(tǒng)來排斥佛教——說悖叛正道。歐陽修說這個佛教還要站在世間倫理的角度:“你看這個我們中國講孝道,佛教還要出家,這個不孝父母,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他們也不傳宗接代。”等等這些,站在中國倫理的角度說是為害中國,大概這些人批判都是這個立場。

　　好,真的像他們這樣說的嗎?如果真的是悖叛儒家的道統(tǒng)圣道,為害中國,那不僅古往今來的這些國王大臣不能讓佛教在這個世間存在,那就是天地鬼神也要把這個有危害性的宗教誅滅,讓它不存在。如果真的是不好的東西,早就誅滅完了,還等到你現(xiàn)在再來寫文章來批判嗎?就是“托空言而辟之也耶”,那些浮空不實的語言來批判,就等不到你現(xiàn)在到了唐宋的時候批判。所以印祖他對這樁真理的事情是非常認真的,認真地思惟它的來龍去脈、原始要終。所以在這個思惟過程當中,他開始醒悟了。印祖醒悟了,所以他就引用《中庸》——這個四書之一《中庸》里面有一句話,君子之道,雖然夫婦之愚,就是愚夫愚婦,也可以知道一點,也可以去行一點。君子之道或者說圣人之道、堯舜之道無非是“孝悌而已矣”嘛,這個五倫關系怎么做到道德的規(guī)范,愚夫愚婦也知道一些,他也容易去做。但是圣人之道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就是圣人也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就像孔孟這樣的人,他也不可能把君子之道完全了解,由于這個道的淺深是完全不一樣的,世間的圣人只能了解世間的道。世間道的本源還在出世間的那個終極的道里面,這些都是有所不知不能的。好,那韓愈、歐陽修雖然也算賢人、君子,但是他跟圣人相比也就遠遠不及了,何況圣人都有不知不能的境界,那韓愈、歐陽修又怎么能完全了解呢?

　　印祖在這里特別深刻地思惟到,佛法這個東西它是超情離見的,是世間的凡夫的情執(zhí)、世間的聰明不能測度的法——出世間法。他了解佛法是出世間凡夫不能測度之法之后,實際上就是說佛教是終極真理,是究竟的智慧。這是一個對生命負責的人的一種拷究、一種拷問、一種尋根究底的一種追求的精神。當他的結論出來之后,馬上就改變了他的原來錯誤的觀念,頓然就產生了一個偉大的選擇、驚人的選擇,就“頓革先心,出家為僧”。就是馬上把他原來錯誤的知見完全改正過來,感覺到佛法是這樣得智慧,這樣的解脫之道,他要出家來修道,要為佛法的傳承、住持法道來發(fā)大菩提心出家為僧。這種思惟拷量真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很多人一輩子就在這個功名利祿里面、妻兒子女里面、五欲六塵里面,浪費了一生的時間,很少對終極的真理進行拷究。西方的哲學家都說,沒有經過烤究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生命質量就很低呀。我們現(xiàn)在就是功利呀,“唯物”啊,就在這個層面滿足一點五欲六塵的的生活,昏頭昏腦地度過這一生,生不知何來,死不知何去呀,真的是糊涂生糊涂死,我們也得要進行拷量,要向印祖學習呀。

　　那印祖出家之后,在法門的選擇方面,他也很有主見。他這個拜的師父是禪宗的師父啊,自古以來都是禪宗占主流嘛,禪宗到了末代的時候:從原來的直指——一言半語就能明了心性,到后來的要用機鋒轉語;在機鋒轉語也解決不了問題,就得用棒喝;棒喝也解決不了問題,就用參話頭參來參去,他的師父就教他參話頭,那印祖自量自己的力量——參話頭靠自己力量,要徹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很難,更何況即便見到了本來面目,也不等于了生死,距離了生死還很遙遠,所以他把這個事情都看得很清楚,能有自知之明,也能知道這個通途教解決分段生死很難,所以就自量己力,不堪走這條道路。他明白非得要走什么道路才能夠解決生死輪回呢?就是靠阿彌陀佛的“宏誓愿力”,才能在今生解決生死問題。他在出家的時候就有這么一個認知,他在這個湖北的一個寺院做照客曬經的時候,就看到了一本殘本的《龍舒凈土文》,他看完了《龍舒凈土文》之后,對凈土法門產生了百分之百信心,于是他就一句佛號當做——本命元辰哪,念了六十多年哪,就是念這句名號啊。所以在這里說,從這開始“唯佛是念,唯凈土是求”,這就是了不起的氣概,這就是智慧了。兩個“唯”呀,只是念佛呀,“唯”就是但的意思、只是的意思,不搞其它的,就是一門深入,唯阿彌陀佛名號是念,唯極樂凈土是歸宿。一門深入,不會這山望到那山高,不會今天搞禪宗,明天搞教下,泛泛悠悠不行,“唯佛是念,唯凈土是求”,我們一切凈業(yè)行人要把這兩句話落實在自己的知見和行為上。

　　——2009年3月大安法師講于杭州凈慈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