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般涅槃經(jīng)》在北朝隋唐時期的傳播與影響

　　一、僧妙、曇延一系的涅槃師

　　僧妙[①]，河?xùn)|蒲坂人。持戒精嚴，修習(xí)苦行，通覽諸典籍，性格謙虛。后來，住蒲鄉(xiāng)常念寺（即后來的仁壽寺），聚徒說法，得到周太祖的敬信。大統(tǒng)年間（535-551），西域獻上佛舍利，敕于寺中供養(yǎng)，多諸奇瑞。僧妙以講解《涅槃經(jīng)》為恒業(yè)，“敘略綱致，久學(xué)者深會其源；分剖文句，皆臨機約截遍遍皆異。”可見，僧妙對《涅槃經(jīng)》的領(lǐng)悟非常深刻。但是，曇延常說“今所說者傳受先師”，“先師”是誰？無從知曉。曇延繼承了他的法脈，成為北朝最重要的涅槃學(xué)傳承。

　　曇延[②]（516-588），俗姓王，是蒲州桑泉（山西臨晉）人。自幼受到儒家教學(xué)的影響，十六歲，在蒲鄉(xiāng)常念寺聽僧妙講《涅槃經(jīng)》，于是舍俗出家。在青年求學(xué)時代，便出言不凡，常說：“佛性妙理為《涅槃》宗極，足為心神之游玩也。”受具足戒后，聽《華嚴經(jīng)》、《大智度論》、《十地經(jīng)》、《地持論》、《佛性論》、《究竟一乘寶性論》等。當時的佛教中心是在鄴都，布施浩岳推測曇延在地論學(xué)派的系統(tǒng)里學(xué)習(xí)，如法上（495-580）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而且各撰注疏，并著有《佛性論》二卷；如僧范（476-555）將注疏轉(zhuǎn)變成論，對《涅槃經(jīng)》亦非常有造詣。[③]曇延想修習(xí)禪定，于是開始自己的著述生涯�！独m(xù)高僧傳·曇延傳》說：

　　超略前導(dǎo)，統(tǒng)津準的。自顧影而言曰：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謂中朝山是也。[④]

　　曇延在經(jīng)論的理解上，已經(jīng)超越了前人；但是，他仍然想探索經(jīng)典的奧義，于是隱居于太行山的百梯山，修習(xí)禪思。百梯山，又稱方山、鹽道山、檀道山，在虞鄉(xiāng)西南七里。清代《山西通志》引用《水經(jīng)注》說：“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蘿藤崟，尋葛降深。于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cè)縻鎖之跡，乃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⑤]

　　當時，在百梯山有薛居士，“學(xué)總玄儒，多所該覽”，可見當時百梯山是隱修之地。薛氏是當時河?xùn)|汾陰名族，曇延入寂后的吊文即是出自薛道衡之手。當時，薛居士以“方圓動靜”為題，曇延則以“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回答，這是分別以《華嚴經(jīng)》、《楞伽經(jīng)》、《涅槃經(jīng)》的思想作答，體現(xiàn)了北朝佛教思想的核心。莫高窟五代第108窟甬道頂部繪有此故事，畫面榜題明確：“此是百梯山曇延法師隱處。”

　　曇延繼承僧妙的《涅槃經(jīng)》研究，吸收當時北齊的佛學(xué)成果，在百梯山著成《涅槃經(jīng)疏》十五卷�！独m(xù)高僧傳·僧妙傳》的末后說：“有學(xué)士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宗本》或許是《涅槃經(jīng)疏》的序論�！稌已觽鳌吩敿氂涊d了曇延的著述經(jīng)過，曇延在著《涅槃經(jīng)疏》時，夢中曾與乘白馬的白服人議論，于是判定“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zhí)鬃知其宗旨”，于是撰疏說偈：“歸命如來藏，不可思議法。”《涅槃經(jīng)疏》著成后，又在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發(fā)誓，于是又感得《涅槃經(jīng)疏》卷軸發(fā)光，塔中舍利放光，于是佛教界皆知此注疏。這種瑞相與感應(yīng)的記載，無非表現(xiàn)了曇延《涅槃經(jīng)疏》的神圣。周太祖宇文泰知道后，便敕曇延講述他的《涅槃經(jīng)疏》，當時佛教界評價極高：“所著文疏，詳之于世。時諸英達僉議，用比遠公所制：遠乃文句愜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鏡長騖，則延過之久矣。”這是將曇延與凈影慧遠所著的《涅槃經(jīng)疏》相比，前者顯出重視綱領(lǐng)、論議的特點。依《僧妙傳》所說的《宗本》和《曇延傳》所說“標舉宏綱”，或許曇延的《涅槃經(jīng)疏》具有論典的特點，即受到北朝變疏為論學(xué)風(fēng)的影響。

　　宇文泰對西魏、北周佛教有非常大的貢獻，他擁護佛法，吸收北齊佛教與南朝佛教，整合、匯集當時的佛教思想，撰成《一百二十法門》和《菩薩藏眾經(jīng)要》。宇文泰對曇延非常欽敬，親自供養(yǎng)、奉請曇延講經(jīng)。宇文泰邀請曇延入朝，共商治國大事。但曇延性好恬靜，不干時政。周太祖因為太行山百梯寺離京都太遠，拜訪咨詢，路途艱險，隨后就在中朝山西嶺，選擇一塊風(fēng)景優(yōu)美的地方，建造了一處寺院，賜名為“云居寺”，寺院的開支由國庫承擔(dān)。云居寺在隋代仁壽年間（601-604）改名為“棲巖寺”。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南壁東側(cè)，以全景式連環(huán)畫描繪了曇延的生平故事，共四組畫面，其中上層兩組畫面，表現(xiàn)的就是這一故事。

　　曇延屬于佛教的高僧形象，具有一定的靈異宣傳力，在隋唐時期便已經(jīng)在全國流傳，所以才會在敦煌出現(xiàn)曇延的史跡畫。曇延雖然在北方，但是對南朝佛學(xué)應(yīng)該有許多接觸的機會，因為當時的北周與陳朝頻繁來往。依道宣的記載，曇延當時與周弘正(496-574)交往頗多，而周弘正則對佛學(xué)非常有造詣，《陳書·周弘正傳》說：“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xué)名僧，莫不清質(zhì)疑滯。”[⑥]周弘正與寶瓊、智聚素有交往，梁元帝著《金樓子》，曾經(jīng)說：“余于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義理，清轉(zhuǎn)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⑦]周弘正的著作有《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jīng)疏》兩卷、《周弘正集》二十卷，可見周弘正對玄學(xué)有非常高的造詣。依《陳書·周弘正傳》的記載，永定元年（557）陳霸先受禪代梁，周弘正為太子詹事。天嘉元年（560），陳文帝陳蒨繼位，授以侍中、國子祭酒，派他西行與北周修好。天嘉三年（562），安成王陳頊（陳蒨的母弟）由周使杜杲護送南歸，周弘正為接迎使，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lǐng)慈訓(xùn)太仆。在北周與陳朝的往來中，杜杲是重要的使者。依《周書·杜杲傳》，在陳文帝時代，杜杲護護陳頊；在陳宣帝時代，兩次到金陵，最后一次是建德初年（572）。[⑧]所以，曇延與周弘正的見面時間，應(yīng)該是天嘉元年至三年（560-562），而不是《曇延傳》所說的“建德中”，因為周弘正在建德年間（572-578）已經(jīng)是晚年，不可能出使到北周。另外，《曇延傳》記載“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推薦曇延與周弘正對論，宇文宇在魏恭帝時代，封為中山公；而天嘉元年直周武成二年，宇文護一直為晉國公。所以，《曇延傳》的時間以及人物與正史的記載皆有出入。

　　曇延以高超的辯才引義開關(guān)，摧枯拉朽，使周弘正頂禮膜拜，心悅誠服。于是，在曇延座下歸依受戒，而且抄錄曇延的著作《義門》，臨摹其畫像，回到金陵后，供養(yǎng)尊稱“曇延菩薩”。于是，曇延被授為昭玄大統(tǒng)。周武帝從天和四年（569）開始，曾經(jīng)連續(xù)舉辦八次的三教論爭，終于在建德三年（574）頒發(fā)禁斷佛道二教的毀佛詔令。于是，曇延便再次隱居于太行山。大象二年（580），武帝歿，周宣帝即位，頒賜復(fù)佛的詔敕，建造陟岵寺，設(shè)置菩薩僧。曇延不屑為菩薩僧而隱棲山林。

　　曇延的第三次人生高潮是隋文帝時代。曇延聽到隋文帝當政，便剃發(fā)、穿法服，以出家人的形象出現(xiàn)在隋文帝面前。文帝“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又久仰曇延大名，急需高僧輔佐。于是，曇延受到隋文帝的尊崇，于開皇二年（582）被敕任為隋朝第一任昭玄統(tǒng)[⑨]，并以“帝師”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迅速復(fù)興佛教的措施，并全面主持發(fā)展佛教意識形態(tài)，其主要內(nèi)容有：一、奏請度僧；二、周廢伽藍，并請興復(fù)；三、建立經(jīng)像；四、翻譯佛經(jīng)；五、為文帝受菩薩戒；六、亢旱祈雨等等。由于需要曇延主持實施佛教教化，推行佛教意識形態(tài)，楊堅尊曇延為“師”、為“父”，“用敦弟子之儀”。由于與文帝的密切關(guān)系，曇延在朝野上下享有很高的威望。隋遷都之初，文帝就敕地廣恩坊，“立延法師眾”。開皇四年（584），曇延建造延興寺，而且改中朝山的云居寺為棲巖寺。開皇八年（588）八月十三日，曇延終于所住。曇延死后，文帝“敕王公以下，并往臨吊。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shè)千僧齋”。曇延的著作有《涅槃經(jīng)疏》十五卷、《寶性論疏》、《勝鬘經(jīng)疏》、《仁王經(jīng)疏》等。但是，前面所提到的《宗本》、《義門》是什么？則難以知曉。其弟子有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等，蔚然成為一系。

　　童真[⑩]（543-613），河?xùn)|蒲阪人，俗姓李。師事曇延，受具足戒后，“歸宗律句，晚涉經(jīng)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可見童真對《涅槃經(jīng)》有很深的造詣。童真隨曇延住在延興寺，講經(jīng)說法。開皇十二年（592），奉召住大興善寺，參與譯經(jīng)。開皇十六年（596）召為涅槃眾主。大業(yè)初年，造大禪定道場，敕為道場主。仁壽元年（601），敕送舍利于終南山仙游寺。童真“以《涅槃》本務(wù)，常事弘獎，言令之設(shè)，多附斯文”，繼承了曇延的弘法事業(yè)。大業(yè)九年（613）示寂，世壽七十一。

　　通幽[11]（548-605），河?xùn)|蒲阪人，俗姓趙。弱冠出家，師事曇延。周武滅佛時，避難于金陵。通幽嚴持戒律，修習(xí)禪定，“戒定兩藏，總萃胸襟”。延興寺初建時，通幽親自監(jiān)工。大業(yè)元年（605）卒于延興寺，世壽五十七。

　　覺朗[12]，亦是河?xùn)|人，住大興善寺，精通《四分律》和《涅槃經(jīng)》。仁壽四年（604），敕送舍利于絳州覺成寺。大業(yè)末年（617），敕為大禪定寺道場主，后來卒于此寺。

　　慧海[13]（550-606），山西虞鄉(xiāng)人，俗姓張。少年時代涉獵儒學(xué)，十四歲時，在曇延座下出家。十八歲講《涅槃經(jīng)》，尤其對于《涅槃經(jīng)》中的五行、十德、二凈、三點，非常有造詣。受具足戒后，“屏跡山林，專崇禪業(yè)”，隱居在伏犢山。北周滅佛時，避難于陳地，“采聽《攝論》，研窮至趣”。當時，《攝大乘論》北上的弘傳者是曇遷，慧海或許即在曇遷門下聽聞《攝論》。隋城安公主于長安為慧海建造靜法寺，兼弘戒、定、慧三學(xué)，學(xué)徒如云。道宣記載慧海的特點，“末愛重定行，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wù)；而無恃聲望，不言加飾”，可見慧海注重于涅槃學(xué)派的實踐，即專心于定行，于是顯現(xiàn)諸奇瑞感應(yīng)�；酆Ｔ�造塔于定州恒岳寺、熊州十善寺。大業(yè)二年（606），卒于靜法寺，世壽五十七。

　　慧誕[14]，從學(xué)于曇延，精研《涅槃經(jīng)》及《攝大乘論》，住長安延興寺，開席講說。仁壽（601-604）年中奉敕于杭州天竺寺建塔，住靈隱山。后返延興寺，講授義學(xué)。貞觀（627-649）初年示寂，世壽七十余�！洞蟀隳鶚劷�(jīng)集解》中亦有“慧誕”的注解，坂本幸男認為此即是延興寺的慧誕。[15]但是，《大般涅槃經(jīng)集解》是梁代的作品，故與《續(xù)高僧傳》中的“慧誕”年代不相符合。

　　道遜[16]（556-630[17]），山西虞鄉(xiāng)人，俗姓張，與慧海同鄉(xiāng)。博通群籍，尤精于《涅槃經(jīng)》及《攝大乘論》。與其弟道謙皆為曇延之弟子，后隨曇延到處弘法，在三晉地方非常有影響力。住于蒲州仁壽寺，接化學(xué)人。本性仁讓，器度宏大。貞觀四年（630）[18]冬，眾請講說《涅槃經(jīng)》，道遜感悟死期將至，固辭。同年十二月示寂，世壽七十五。道遜有弟子海順、靜琳等。

　　道洪[19]（574-649？），河?xùn)|（山西）人，俗姓尹。開皇六年（586），十三歲在曇延座下出家，博通內(nèi)外典籍，尤其致力于《涅槃經(jīng)》的研究，而且繼承曇延的講席，經(jīng)常覆述《涅槃經(jīng)》。所以，道洪是曇延晚年的學(xué)生。從凈愿學(xué)習(xí)《十地經(jīng)論》，傍通諸經(jīng)論。后奉隋煬帝之詔，入大禪定道場。唐貞觀年間（627-649），為律藏寺上座，且住大總持寺。貞觀十四年（640），應(yīng)寶昌寺的邀請，講說《涅槃經(jīng)》。玄奘始譯經(jīng)之時，即參與譯場，擔(dān)任“證義”之職。后受召入住大慈恩寺。貞觀末年（649）示寂，世壽七十六[20]。道洪的一生總共講《涅槃經(jīng)》八十七遍，可見是繼承了曇延的遺風(fēng)。

　　玄琬[21]（562-636），祖籍弘農(nóng)華州（今陜西華縣），后移居雍州新豐（今陜西臨潼東北新豐鎮(zhèn)），俗姓楊。十五歲出家,禮曇延為師。受具足戒后，從洪遵學(xué)《四分律》三年。后又回來隨曇延專門研究《涅槃》，深得奧旨，“涅槃?wù)骟w，捃掇新異，妙寫幽微”。繼又從曇遷習(xí)《攝論》、《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論等。曇延在世時，發(fā)愿塑造丈六釋迦像，像未造完便圓寂；玄琬繼承其師遺志，于仁壽二年（602），在延興寺依模而塑像。復(fù)造經(jīng)四藏，備盡莊嚴。唐貞觀初年，奉詔為皇后、太子、諸王等授菩薩戒。當時，朝廷特為師建普光寺。后來，于苑內(nèi)德業(yè)寺，為皇后書寫藏經(jīng)；于是，在延興寺造藏經(jīng)。玄琬又鑒于北周滅法以來，傳度法本文理相乖背，于是聚集義學(xué)沙門仇勘校正。此外，玄琬曾上書太子，勸行行慈、減殺、順氣、奉齋等四事。帝聞其說，特于貞觀九年（635）下詔，三月至歲暮之際禁斷殺生。貞觀十年（636），示寂于延興寺，世壽七十五。帝敕賜葬具，為唐朝沙門敕葬的嚆矢。著有《佛教后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安養(yǎng)蒼生論》、《三德論》等。但是，道宣《大唐內(nèi)典錄》卷五載玄琬著作有九部十二卷,其中除《三德論》相同外,其余八種為《入道方便門》二卷、《鏡喻論》一卷、《無礙緣起》一卷、《十種讀經(jīng)儀》一卷、《無盡藏儀》一卷、《發(fā)戒緣起》二卷、《法界圖》一卷、《禮佛儀式》二卷。[22]

　　法常[23]（567-645），是曇延晚年的弟子。南陽白水（位于河南）人，俗姓張。少年游學(xué)儒家，厭其喧雜，于是立愿出家，奉戒自守。十九歲在曇延座下披剃，學(xué)不逾年，即能宣講《涅槃經(jīng)》，受到曇延的專心教導(dǎo)。二十二歲時，隨曇遷初聞《攝大乘論》，爾后的五年時間，即深研其理，并博考《華嚴經(jīng)》、《成實論》、《毗曇》、《地論》等的異同。嘗應(yīng)齊王楊暕的邀請，為眾開講。隋大業(yè)初年，奉敕住于長安大禪定寺。貞觀年間（627-649），參與譯場之譯經(jīng)，擔(dān)任“證義”之職。太宗造普光寺，召他居住，并下敕令為太子受菩薩戒。貞觀九年（635），奉敕為皇后授菩薩戒，兼任空觀寺的上座，常講《華嚴》、《成實》、《毗曇》、《攝論》、《十地》等經(jīng)論，學(xué)者數(shù)千，四方風(fēng)從。新羅王子金慈藏亦棄王位，遠來受菩薩戒。貞觀十九年（645）示寂，世壽七十九。著有《攝大乘論義疏》八卷、《觀無量壽經(jīng)疏》一卷，及《涅槃經(jīng)》、《維摩經(jīng)》、《勝鬘經(jīng)》等疏十余種行世。道宣概括法常的思想轉(zhuǎn)折點：“初常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眾所推，美歸于《攝論》。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恒欲披講，未之欣悟。遂依眾請，專弘此論。”所以，法常在年輕時代弘講《涅槃經(jīng)》，而后來則專弘《攝論》，這是曇延的弟子群在隋朝一大轉(zhuǎn)向。

　　普明[24]，蒲州安邑（山西）人，俗姓衛(wèi)。十三歲出家，事外兄道遜法師，并為延興寺童真的弟子，可見他是曇延的第二代弟子。曾周游講習(xí)，住無定所，但精進修學(xué)，精通經(jīng)論。十八歲即能講說《勝鬘經(jīng)》、《大乘起信論》。受具足戒后，便專研《涅槃經(jīng)》、《四分律》、《攝大乘論》。大業(yè)六年（610），奉召入大禪定道場，居住十八年，聲望、地位頗高。武德元年（618），住于蒲州仁壽寺弘道，講說《涅槃經(jīng)》八十余次，《攝論》、《勝鬘經(jīng)》等則難以記數(shù)。普明每日誦戒本一遍、《金剛般若經(jīng)》二十遍，六時禮懺，回向凈土。并造刻檀像數(shù)十龕。八十六歲時示寂，弟子有義淹等。

　　依道宣的記載，可以看出北朝涅槃學(xué)派是以曇延為核心，而且以延興寺為弘點中心；其次，重視嚴持戒律和禪定的修行，充分表現(xiàn)了北方涅槃學(xué)派重視實踐的特點；再次，曇延對《涅槃經(jīng)》的注釋是一種概括性的特點，或許即是變疏為論的特點，這與南朝重視文句的解釋不同；最后，曇延的弟子群皆非常重視《攝大乘論》的學(xué)習(xí)。[25]

　　二、法總、玄會一系的涅槃師

　　北朝另外的一些涅槃師有法常、僧安等，主要是法總一系，法總后來成為隋代的“涅槃眾主”。

　　法常[26]，是北齊時代的高僧。在彰鄴地區(qū)非常有名，講說《涅槃經(jīng)》，并且傳授禪法。齊主尊崇為國師，后隱山林。

　　僧安[27]，持戒精嚴，修禪講經(jīng)。北齊文宣王時代，住在王屋山，聚徒講《涅槃經(jīng)》。

　　法總[28]，并州太原人，俗姓段。少年時代，便以誦《涅槃經(jīng)》為業(yè)。通熟《涅槃經(jīng)》后，“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余年中，初不替廢”。后來，聽《涅槃經(jīng)》的玄義，便能開講。開皇年中（581-600）敕召為“涅槃眾主”，居于海覺寺，時常敷講《涅槃經(jīng)》。仁壽初年（601），送舍利于隋州智門寺；仁壽四年（604），送舍利于遼州下生寺。大業(yè)年間（605-618），卒于海覺寺，世壽七十歲。弟子有行等、玄會，皆以《涅槃經(jīng)》聞名。

　　圓通[29]，少年出家，住在鄴都大莊嚴寺，研習(xí)諷誦《涅槃經(jīng)》。北齊武平四年（573），在講《涅槃經(jīng)》時，遇一客僧，亦非常精通《涅槃經(jīng)》。圓通于是“以經(jīng)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曾解者”討教于客僧，客僧于是“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冷然，雅有其致”。可見，客僧對《涅槃經(jīng)》的造詣超過圓通。

　　慧最[30]，瀛州人。于鄴城聽習(xí)《涅槃經(jīng)》，聽后即講，同席諸學(xué)者皆贊嘆。北周滅佛時，避難于南方。隋代時，住光明寺。仁壽年間（601-604），敕送舍利于荊州大興國寺；后又送舍利于吉州發(fā)蒙寺。

　　僧順[31]，貝州（河北清河）人。研習(xí)《涅槃經(jīng)》，通曉經(jīng)義。開皇年間（581-600），住長安玄法寺，敕送舍利于宋州。后卒于津梁寺，世壽八十余。

　　慧海[32]（541-609），清河武城人，俗姓張。幼年出家，師事鄴都廣國寺冏法師，受學(xué)《涅槃經(jīng)》、《楞伽經(jīng)》等，能代師覆講。后又從青州大業(yè)寺道猷學(xué)習(xí)大乘論等。北周大象二年（580）南渡，居江都安樂寺，修茸伽藍，修凈土觀法。時有齊州僧道詮赍來無量壽佛的畫像，于是禮懺苦修，發(fā)愿往生。隋大業(yè)五年（609）示寂，世壽六十九�；酆Ｒ簧�講《涅槃經(jīng)》三十遍，講《法華經(jīng)》五十遍。弟子有慧昉等。

　　玄會[33]（582-640），京兆樊川（陜西長安）人，俗姓席，字懷默。十二歲投海覺寺出家，為法總的弟子。每列其講席，專學(xué)《涅槃經(jīng)》，法總推舉為覆述。道宣記載玄會的學(xué)風(fēng)：

　　所以盤節(jié)拘致，由來擁慮者，皆剖決通釋，泠然可見。時大賞之，以為涅槃之後胤也。因爾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仇抗，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輟斤之后，作者祖述前言，惟會一人，獨稱孤拔。[34]

　　玄會對涅槃學(xué)的貢獻在于，對以前的思想進行創(chuàng)新，著《涅槃義章》四卷。當時佛教界只是祖述曇延、慧遠的注解，惟有玄會能夠有所創(chuàng)新。武德初年，曇獻造慈悲寺，玄會為寺主，接引后學(xué)，受到法總、辯相、道岳等人的稱贊。玄會的一生，講《涅槃經(jīng)》四十遍。貞觀八年（634），奉敕遷弘福寺，輒廢講事，專修凈業(yè)，造阿彌陀佛像。貞觀十四（640）年五月，示寂于慈悲寺，世壽五十九。

　　三、地論學(xué)派的《涅槃經(jīng)》研究

　　地論學(xué)派以弘揚《十地經(jīng)論》為中心，但是兼弘《華嚴經(jīng)》、《涅槃經(jīng)》。地論師對《涅槃經(jīng)》的研究，促進了《涅槃經(jīng)》在北朝的展開。

　　曇無最[35]，生卒年不詳。武安（河南省）人，俗姓董。少年出家，常誦經(jīng)論，研究律典，又博覽玄儒，為時人所推重。初于邯鄲崇尊寺講戒律，徒眾千余人。后奉敕駐錫洛陽融覺寺，講《涅槃》、《華嚴》諸經(jīng)。天竺沙門菩提流支極其敬重曇無最，稱贊他為“東土菩薩”，并將他所著的《大乘義章》譯成梵文，傳至西土。正光元年（520），與道士姜斌對論佛道年次之先后、老子《開天經(jīng)》之真?zhèn)蔚仁�，而論破姜斌，為北方佛道二教對論之濫觴。后不知所終。

　　僧范[36]（476-555），二十九歲時，聞講《涅槃經(jīng)》，則“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于是，投鄴城僧始座下出家，初學(xué)《涅槃經(jīng)》，“頓盡其致”�？梢姡�僧始是北魏時代弘講《涅槃經(jīng)》的大師。

　　道憑[37]（488-559），是慧光的弟子代表者，出家后學(xué)習(xí)《涅槃經(jīng)》。七年后，欲講《涅槃經(jīng)》，但是自思“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兼虛課，謗法誠重”，可見道憑是重視《涅槃經(jīng)》的實踐層面。

　　法上[38]（495-580），應(yīng)眾邀請，講《涅槃經(jīng)》，并著《涅槃經(jīng)疏》。

　　慧順[39]（487-558？），“初聽《涅槃》，略無遺義”。

　　靈詢[40]（482-550？），學(xué)《成實論》與《涅槃經(jīng)》。

　　道慎[41]（515-579？），隨法上學(xué)習(xí)《涅槃經(jīng)》。

　　慧光門下弟子群是在接觸慧光之前學(xué)習(xí)《涅槃經(jīng)》，可見北魏時代《涅槃經(jīng)》非常盛行。但是，從法上開始，尤其是凈影慧遠的弟子更傾向于《涅槃經(jīng)》。凈影慧遠（523-592），作為地論學(xué)派南道系的集大成人物，湯用彤則以慧遠為“地論而兼涅槃之學(xué)者”[42]。慧遠對《涅槃經(jīng)》極其重視，《續(xù)高僧傳·慧遠傳》說：

　　本住清化，祖習(xí)《涅槃》。寺眾百余，領(lǐng)徒者三十，并大唐之稱首也。……又自說云：初作《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fā)愿乞相……覺后思曰：此相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43]

　　慧遠在高齊時所住的高都清華寺即是具有涅槃義學(xué)傳統(tǒng)的寺院。他在作《涅槃經(jīng)疏》時，態(tài)度非常慎重。

　　而且，慧遠的弟子[44]多半是以《涅槃經(jīng)》為主，慧遠亦可以稱為“涅槃師”。[45]將他的弟子所學(xué)或精通的經(jīng)論，列表如下：

　　在慧遠的十八名弟子中，皆研習(xí)、弘揚《涅槃經(jīng)》，而僅有八人習(xí)《十地經(jīng)論》。所以，慧遠生前之最為當世所重，當是《涅槃經(jīng)》義學(xué)，而游其門者，多精通此經(jīng)�；圻h雖然屬于地論學(xué)派系統(tǒng)之人物，但是他卻最重《涅槃經(jīng)》，對后世的影響也以此經(jīng)義理的傳授為最巨。[46]尤其是善胄[47]（550-620），出家時便研習(xí)《涅槃經(jīng)》，后來依止慧遠，住凈影寺。慧遠圓寂后，受敕為該寺“涅槃眾主”。凈影慧遠撰《涅槃經(jīng)疏》，善胄加以修改，得到慧遠的認可。傳記中提到，慧遠將《涅槃經(jīng)》分為五分，最后為“阇維分”；善胄改為七分，第七分為“結(jié)化歸宗分”。但是，后世相傳善胄則因改疏而感風(fēng)疾。可見，當時慧遠《大涅槃經(jīng)義記》的影響力。

　　隋大業(yè)至唐貞觀年間，凈影慧遠的弟子多住凈影寺和大興善寺，而且并弘《涅槃經(jīng)》、《地論》、《攝論》，表現(xiàn)了隋唐時代學(xué)派佛教的夾雜性，亦是學(xué)派佛教的衰落時期。靈潤[48]示寂于貞觀末年，是比較明顯的例子。靈潤十三歲學(xué)習(xí)《涅槃經(jīng)》，深通妙旨。后來，常講《涅槃經(jīng)》七十余遍，而且造經(jīng)義疏，道宣說：“《涅槃》正義，惟此一人”。這預(yù)示著涅槃學(xué)派在唐初的衰敗。

　　四、攝論學(xué)派的《涅槃經(jīng)》研究

　　攝論學(xué)派在真諦之后，由曇遷、靖嵩、道尼三人北上傳播，以彭城、長安為中心，開宗弘法，于是蔚成一系。從思想上說，《涅槃經(jīng)》與攝論學(xué)派思想具有很深的淵源。真諦譯《佛性論》中，探討了涅槃思想；《本有今無偈論》則是世親解釋《涅槃經(jīng)》中的本有今無偈頌。道宣對隋代諸學(xué)派的狀況分析說：“當時諸部，雖復(fù)具揚，而《涅槃》、《攝論》最為繁富。”[49]因為，隋朝初年，地論學(xué)派中習(xí)《攝論》增多，于是首先呈現(xiàn)出衰頹的情形，于是涅槃學(xué)派、攝論學(xué)派仍然興旺盛行。

　　智敫[50]（？-601），于太建十一年（579）遇跋摩利三藏的弟子慧哿，慧哿是在北周滅佛時，避難于陳地。智敫于是請求講說《涅槃?wù)摗�，只�?ldquo;序分”、“種性分”前十三章的玄義。慧哿后來回到豫章鶴嶺山，智敫于是與璣法師一起前往，于是又說第三分�；圹烈虿�無法傳授，太建十四年（582），遇棲玄寺曉禪師，賜送曇林解《涅槃疏釋經(jīng)后分》，但是“文兼論意而不整足”。智敫后來便講十三章玄義，近二十遍。開皇十二年（592），因戰(zhàn)亂而文疏盡毀。

　　曇遷的弟子群，大部份皆由曇遷、凈影慧遠的門下轉(zhuǎn)學(xué)《攝論》，則原為涅槃師。

　　道尼的門下，道杰、神照皆通《涅槃經(jīng)》。

　　靖嵩的門下，法護常講《涅槃經(jīng)》，道因亦通《涅槃經(jīng)》。

　　明略[51]（572-638），是道岳的弟弟，“特善《涅槃》”，在京洛地區(qū)非常有名。

　　五、學(xué)系不明的涅槃師

　　僧含[52]，籍貫、生卒年均不詳。幼而好學(xué)，篤志經(jīng)史、天文、算術(shù)。長大后，精通佛理，究明《毗曇》，尤其善解《大涅槃經(jīng)》，常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430），新興太守陶仲祖敬佩他的風(fēng)范，建立靈味寺，請師居之。后西游歷陽，弘贊正法，江左道俗響附如林。當時，任城彭丞著《無三世論》，僧含于是作《神不滅論》以對抗，又著《圣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yè)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于世。其后不久，南游九江，大闡經(jīng)法�，樼痤伩�，時任南中郎記室參軍，鎮(zhèn)守潯陽，與僧含十分友善。后預(yù)知時至而終，依《續(xù)高僧傳·畺良耶舍傳》，僧含請畺良耶舍譯出《藥王藥上觀經(jīng)》和《無量壽觀經(jīng)》，僧含任筆受。[53]

　　超進[54]，本姓顓頊氏，長安人，幼小志向佛學(xué)，學(xué)習(xí)大小乘諸經(jīng)論。因為超進在劉宋元徽年中（473-477），九十四歲圓寂。所以，超進“年在未立而振譽關(guān)中”，可能是受到鳩摩羅什的影響。鳳翔六年（418），赫連勃勃乘東晉退兵，攻取長安，作為南都，在灞上（今陜西藍田）稱帝。這時，超進東下，避難于建康，于姑蘇弘揚佛法。平昌孟顗迎接至?xí)�稽，住錫于山陰靈嘉寺，受到當?shù)厣�尼�?a href="/remen/xintu.html" class="keylink" target="_blank">信徒的尊重。宋明帝于泰始年中（465-471）征召超進到京城講《大法鼓經(jīng)》，不久他又回到會稽�！陡呱畟�·超進傳》說：

　　以大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結(jié)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后年衰腳疾，不堪外赴，并送食于房，以希冥益。進為性篤好經(jīng)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jīng)》，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55]

　　可以看出，超進不僅鉆研窮究《涅槃經(jīng)》的思想，宣講經(jīng)義；而且，誦《涅槃經(jīng)》作為日常的行持。所以，他是以《涅槃經(jīng)》作為思想與實踐核心的涅槃師。

　　慧定，《高僧傳·道溫傳》附傳，慧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shù)當元匠”，住于中興寺，應(yīng)該與道溫（397-465）同時。[56]

　　慧豫（433-489）[57]，黃龍人。住在建康靈根寺，遍訪眾師，精進苦行。誦《大涅槃經(jīng)》、《法華經(jīng)》、《十地經(jīng)》，修習(xí)禪法，精通五門禪。齊永明七年（489），世壽五十七。

　　僧籥，《高僧傳·梵敏傳》[58]中有附記，上黨人，擅長《涅槃經(jīng)》，為張暢所重�！睹�僧傳抄》題有“宋彭城晉山寺僧籥”[59]，可知僧籥住彭城晉山寺。

　　法令[60]（438-506），俗姓董，少年出家，住在定林上寺。通達諸經(jīng)論，善《涅槃經(jīng)》、《大小品》，尤其精通《法華經(jīng)》、《阿毗曇心論》，辯才無礙，言約旨遠，馳名于京都。法令愛好修禪，足不下山三十三年。天監(jiān)五年（506）卒，世壽六十九。

　　僧遷[61]（435-513），吳郡人，俗姓嚴。師事鐘山靈曜道則法師。參訪諸講肆，辯才無辯。招提寺慧琰講《成實論·禪品》時，僧遷曾經(jīng)問難于他，慧琰即改變自己的舊義，更新文詞章句。梁武帝奉為家僧，演述梁武帝自制的《勝鬘經(jīng)義疏》，皇儲尚書令何敬容邀請道俗四眾議論。后任荊州大僧正。講《涅槃經(jīng)》、《大品經(jīng)》等各數(shù)十遍，而且著述義疏，流傳于后世。天監(jiān)十二年（513），卒于大寶精舍，世壽七十九。

　　道琳[62]（447-519），會稽山陰人，善《涅槃經(jīng)》、《法華經(jīng)》，常誦《凈名經(jīng)》。受到吳國張緒的禮遇，后來住富陽縣泉林寺。梁代初年，住齊熙寺，天監(jiān)十八年（519）卒，世壽七十三。

　　慧皎（497-554）[63]，會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縣西）人，俗姓不詳。博通內(nèi)外學(xué)，對于經(jīng)律尤有研究。住會稽嘉祥寺（在今浙江省紹興市）。每當春夏則講說弘法，秋冬則專心著述。他還曾住過宏普寺（在會稽），有豐富的藏書，當時有名的藏書家梁元帝蕭繹任江州刺史時（540-547），曾到他那里來“搜聚篇翰”�；垧ㄖ�有《涅槃經(jīng)義疏》十卷、《梵網(wǎng)經(jīng)疏》。他最大的貢獻是綜合了前人有關(guān)高僧的傳記，創(chuàng)造性地加以分類和編輯，成為《高僧傳》十四卷，卷帙精審，義例明確，條理清晰，文采斐然，為佛教史籍中的名著。

　　道宣對慧皎的記載非常簡單，現(xiàn)行本《高僧傳》末，有僧果的題記：

　　法師學(xué)通內(nèi)外善講經(jīng)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wǎng)戒》等義疏，并為世軌。又著此《高僧傳》十三卷。梁末承圣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年二月舍化，時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經(jīng)始葬廬山禪閣寺墓，龍光寺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爾。[64]

　　題記是后人所附入，詳細記載了慧皎的晚年生活。慧皎在梁末承圣二年（553）避侯景難，遷地湓城（今江西省九江市），不廢講說。次年（554）二月逝世，世壽五十八。江州僧正慧恭為之經(jīng)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

　　慧皎的《涅槃經(jīng)義疏》已佚，而慧皎的涅槃思想依《高僧傳》卷八末的論曰可知：

　　始自鹿苑，以四諦為言初；終至鵠林，以三點為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shù)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jīng)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于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于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為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65]

　　慧皎以《阿含經(jīng)》的四諦為一代時教之初，以《涅槃經(jīng)》的三點圓極為一代時教之末，可知仍然繼承了涅槃學(xué)派的“五時判教”。

　　寶相[66]，雍州長安人，俗姓馬。十九歲出家，住長安羅漢寺，專門聽習(xí)《攝大乘論》。修習(xí)禪定，專讀《涅槃經(jīng)》一千八十遍。

　　道積[67]，四川人，住益州福成寺，誦《涅槃經(jīng)》為業(yè)；洪遠、僧恩，亦是讀誦《涅槃經(jīng)》。

　　六、結(jié) 語

　　涅槃學(xué)派在北方、南方各有不同的淵源，各有所宗與不同。如《高僧傳·僧宗傳》記載：

　　先是北土法師曇準聞宗特善《涅槃》，乃南游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準乃別更講說，多為北士所師。[68]

　　曇準的涅槃學(xué)傳統(tǒng)來自北土，他聽到僧宗講《涅槃經(jīng)》后，發(fā)現(xiàn)南北涅槃學(xué)的不同。因為，南朝的涅槃學(xué)是依鳩摩羅什所傳的大乘般若學(xué)解釋《涅槃經(jīng)》，而北地學(xué)者重視《涅槃經(jīng)》中的大乘戒律部分，這是從實踐修道的立場。因為，北朝的涅槃學(xué)派主要來自河西僧團的傳統(tǒng)，曇無讖曾經(jīng)傳譯《菩薩地持經(jīng)》，而且道進受菩薩戒，這種菩薩戒與《涅槃經(jīng)》的結(jié)合，成為北朝涅槃學(xué)派的學(xué)風(fēng)。所以，南方的涅槃學(xué)派重視《涅槃經(jīng)》的理論部分，即是“扶常”；而北方的涅槃學(xué)派重視修道部分，即是“談律”，二者各有所宗。[69]

　　北朝的涅槃學(xué)派，繼承了北涼曇無讖的思想傳統(tǒng)，夾雜著地論學(xué)派，以曇延、凈影慧遠、法總為代表，通過“涅槃眾主”的地位與影響，對隋唐佛教非常具有影響力。

　　隋末唐初的涅槃學(xué)派，一方面繼承梁末陳初的余勢，在金陵、襄陽、江陵、江都、蘇州、彭城各地繼續(xù)發(fā)展，出現(xiàn)了慧隆、慧哲、慧璿、智聚、惠祥、曇瑎、慧弼、慧頵、慧乘等諸師，融合三論學(xué)派、天臺宗一起發(fā)展。特別是慧乘，北上長安，受到凈影慧遠的贊嘆。隋代的涅槃學(xué)派主要是淵自北朝，有三大系——曇延、凈影慧遠、法總，隋代的三位“涅槃眾主”皆源于他們，另一方面這三大系皆融匯著攝論學(xué)派、地論學(xué)派。